简介：法治的观念来自于这样的政治理想：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法律制度是充分自主并且至高无上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权威标准是（且仅仅是）法律。然而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法律是充分自主并且高高在上的，它的规范性来源又是什么？法律是人为创造的，法律本身无法独立于那个创造法律的意志，并且进一步，它也不应该高于这个意志。众所周知，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在法哲学界存在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分野。

简介：论文写作，对于学者来说是生存技能，也是看家本领。我始终认为，学者就是作家，不写作无以称作家。文科的写作与理科的实验可以对称，对于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写作对于不同的学科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例如实证性学科的论文写作离不开田野调查，藉此获得大量数据。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分析归纳，得出相应的结论，而不能闭门造车。

简介：警民关系是警务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重要的研究内容。文章在对警民关系研究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警民距离的概念。围绕不同分类维度,分析了警民物理距离、警民心理距离,警民政治距离、警民社会距离,警民事实距离、警民理解距离的含义。综合静态截面视角和动态过程视角,对警民距离理论模型框架进行了阐述,提出了以警民距离曲线考察警民关系的方法,探讨了警民平衡距离和警民平衡＂通道＂的理论内涵。最后应用警民距离理论对警民关系悖论、和谐警民关系进行了解释。

简介：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决定,对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具有进步意义。但新《民诉法》修改后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关第四编＂涉外诉讼程序＂的立法体例就是问题之一。从新《民诉法》对涉外财产保全和协议管辖的废除着手,探讨涉外程序中的送达、期间、管辖等制度设置的非科学性,建议删除涉外程序整编,其中需要保留的条款分别归置在其他章节中。

简介：随中国古代讯问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刑讯的广泛使用,历朝历代均有关于讯问时使用刑讯手段的相关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不但依法律规定实施刑讯,甚至在法律规定之外＂创造性＂地采用刑讯手段。刑讯的直接目的在于取得口供,被追诉人的口供被认为是查明案件事实最重要的证据,也是案件能否作出最终判决的基础性要件。在这样的理念下,刑讯成为我国古代讯问制度的核心要素,中国古代讯问史不妨被看作一部刑讯的历史。

简介：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所制定之五部宪法性文件中，八二宪法最为特别：《共同纲领》和五四、七五、七八宪法都是革命宪法，这一点充分体现于其序言，它们均立足于革命历史叙事，而以革命证成统治之正当性。由此正当性论证，则确定国家了基本政治精神：继续革命。这样的继续革命必定是对中国文明的革命。八二宪法则与上述四部宪法有明显不同，最重大的区别，已由该宪法序言第一段表达出来：“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本文旨在疏解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之大义。本文从本段宪法序言中梳理出中国历史条款、中国文化条款和中华各族人民条款。这三个条款，在政治上承认了文明相对于革命之优先性。由此，统治正当性的论证部分实现了从革命到历史连续性之转移。对中国文明的继续革命失去了正当性。这三个条款部分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精神从继续革命到文明之转换。正是这一新的宪法精神改交了权力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不再凌驾于文明之上，法律不再凌驾于生活之上。相反，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顺承国民的生活，对民众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保持开放。由此而有了人们以“改革开放”一词所描述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就其实质而言，改革开放是中国文明之复兴。从宪法技术上说，由于放弃了继续革命之宪法精神，与此前宪法的短命不同，八二宪法也就具有生长之品质，而得以不断修订，始终具有效力。宪法序言第一段也敞开了中国未来进一步变革的可能性。

简介：为了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国企业正在掀起一阵海外投资的新浪潮。随着这一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然而，中国企业在拥抱“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巨大机遇的同时，海外投资并非进行得一帆风顺。由于政府中层设计和实操措施尚待完善、中介机构暂未能及时跟进做好服务、加之不少海外投资企业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往往以国内投资的思维来进行海外投资、有些海外投资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缺乏跨国经营人才等原因，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诸多潜在的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针对这些风险，行业协会应当积极配合政府和企业，充分发挥协调、带动和帮扶作用：及时帮助企业调整投资布局；加强海外投资信息发布工作；强化协调规划，做好自我管理；做好人才培训服务．Y-作；选准项目，重点出击，集团作战。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行业协会通过采取这些有效措施，将对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投资风险大有裨益。

简介：在切实推进依法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以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限为重点进一步优化立法权限配置，实现地方事权与立法权相匹配，对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为地方先行先试改革提供法治保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应当从四个方面优化立法权限配置．一是设立不同层次的法律保留事项，适当扩大地方性法规在基本制度实施方面的空间：二是进一步扩大地方性法规在设定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方面的权力：三是除全国性事务外，中央立法应当为地方立法留有必要窑间：四是为保障地方依法改革一应当明确法往格权她方立法的程序和范围。

简介：客观归责论的两大核心原理均有缺陷：风险的创设与实现原理不可能在客观要件中展开，因为禁止的风险须以行为人的主观能力为判断根据；风险的降低与变形原理以假想的结果为参照，本质是假设因果关系的运用。要合理地确定结果责任，不应遵循客观归责的路径，而应重拾主观归责的思路。据此，必须坚持“规范的主观归责”的方向：通过检验结果与行为人的主观之间是否存在——以禁止风险为纽带的规范关联，判断结果能否归责干行为人的主观。

简介：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区域环境差异与独立的背景下殊难发挥预防作用与指引功能,相互迥异的地方环境标准、缺乏协调机制的环评合作方式已成为推进环境治理一体化的阻却因素。当下亟待借鉴欧盟环境影响评价立法模式：即欧盟层级立法以及以欧盟环评指令为基础的成员国国内立法之＂欧盟——成员国＂二元架构,将环境影响评价的落实依托于区域联合立法路径之上,以《环境影响评价法》为总纲,创制京津冀《区域联合环评规章》并辅之以针对特殊事项的相关配套立法,从而形成三级环评法律体系,以协调地方环评法规制定与实施的区域适用,实现京津冀环境治理一体化。

简介：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特区租管地”的尝试是“一国两制”的突破性创新,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导向。归因于“特区租管地”租赁与管辖的双重法律属性,特别行政区对其的治理须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为前提,适用特别行政区法律为原则,并以租赁合同约定为依据。故而其设立也当经由议案的“提出”、“审查”、“批准”,遵循严格的程序。以澳门政府横琴用地为代表的这一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有助于推动内陆与港澳地区实现双赢、互惠、多元参与的开发与合作,具有继续推广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简介：国内外法治评估有着复杂的背景渊源，可被归纳为三种类型：定量评估、定性评估和建设评估。定量评估基于实证主义立场，偏重形式法治理论，以数据的形式反映法治的客观属性，具有标准化的方法步骤，即明确法治概念、界定各种变量指标、收集数据进行计算、审查评估结果。定性评估基于诠释社会科学，立足实质法治理论，结合法治价值评判实践现象，评价方法灵活多元，专业人士才能胜任。建设评估是转型时期的过渡性评估，基于法制与法治理论、社会指标理论和绩效评估方法，由政府主导，旨在推动法治的生成，存在理论基础薄弱、评估的主客体混同、指标重投入而轻结果、方法严谨性不足等结构性缺陷，未来需要予以改进，发展出真正意义的法治评估。

简介：事案解明义务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有的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提出证据材料及忍受勘验等义务,其在弥补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弊端、解决当事人诉讼武器不平等、促进诉讼以及协助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辩论主义的限制和修正,事案解明义务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但尚欠缺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前提和规则体系。确立约束性辩论主义,构建事案解明义务规则体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殊为必要。

简介："夜无故入人家"本是自唐律以来十分普通的一条律文,然而近来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最近读到的社科院张群博士"‘夜无故入人家’--不应忽略的那一面"(以下简称张文)[1]一文便是相关研究成果之一,该文发表于2011年6月的《法制史研究》,而同年9月的《北大法律评论》又刊发了张群的另一篇文章"也谈‘夜无故入人家’--评"(以下简称张评闵文)[2]。

简介：比较法作为一门学科，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的最初使命是比较欧洲各国的立法和法律制度，进而为欧洲各民族国家自己的立法提供参考和借鉴，之后发展到对法律体系、法律文化甚至法律思想的比较，特别是欧洲内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比较法视角可以称为比较法的西方意义。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所谓比较法，重要的不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而是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比较，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比较。比较法的西方范式同样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比较法研究。比较法的中国意义在于立足文明转型的宏观视野，为中国的法律现代化道路指引方向与路标。因此，中国学者应当尝试建立起比较法的中国范式。

简介：“法治中国”概念之深层问题的合理澄清和理论的内在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平台和分析框架之上。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多元现代性不仅能包容和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价值纷争．而且能为不同文明背景下现代性的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的社会变迁过程及其内在诸多因素的持续互动提供结构上的理论分析模型．其理论潜力使之有可能成为一个合适的理论平台和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从现实的学术语境来看，目前法学界法治的中国话语之兴起。其提供的二元对立框架并不足以回应“法治中国”的深层问题或作为合适的分析框架。由此．法治中国需要在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下．走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法治论辩框架。

简介：中国法治“跨越2020”战略，也叫法治“两步走”战略．以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关期”、社会转型风险期和大国成长关键期的总体形势判断为出发点、以我国大国成长的预期进程为依据，将未来法治建设划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要“跨越2020年”，即从现在起到2020年，与我国经济大国的成长进程相对应．同时也与跨越社会转型风险期和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相吻合．法治建设以法治政府建设和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法治建设作为“两个主战场”，并辅以司法改革的局部突破和其它方面的法治建设。第二步是要“跨越2030年”，即从2020年至2030年。与我国作为政治文明大国成长的部分预期进程相对应，特别是与我国完成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相对应，法治建设要全面实现社会转型的法律治理。此后，在本世纪前半叶的最后20年里，法治建设将与我国进入政治体制改革攻关期的预期进程相适应，以全面推进政治民主建设、加速社会自治培育等方面的任务为重点，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结合。期间，以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和全面进入后工业社会为标志，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从“法治成长期”进入到“法治成熟社会”。

简介：一、插花飞地及其流弊受历史地理学者关注的插花飞地问题,[1]自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史念海先生在“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中提到,“战国时各国的疆域并不是各据一方整整齐齐的,而是相互的错乱。这种相互错乱的情形也不是通常所说的犬牙相错。因为犬牙相错只是形容接界的地方不大整齐,而那时候说不定这一国的土地会孤伶伶地伸入到另一个国的腹地、有时候竟离开本国有千百里远的路程”。

简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基本法上享有巨大而广泛的权力,而在香港的政制架构中,与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相比,终审法院地位相对独立和优越,中央与特区的权力博弈有时就具体化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香港终审法院的权力博弈。在吴嘉玲案中,终审法院展现出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全方位进攻性防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上几乎所有重要权力在该案判词中都有提到,终审法院所要阐述的重心始终是基本法对这些权力的限制,甚至宣称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为。为此,其所使用的武器有三：基本法、联合声明、人权。其中,基本法既是盾牌又是紧箍圈,居于核心的地位。尽管终审法院这种司法能动主义倾向使得其说理逻辑有时就像＂抓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该案判词也存在些许说理性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并且招致诸多批评,但是终审法院的目的已然达到,经此一役,终审法院基本奠定了其香港高度自治和人权维护者角色。

简介：2014年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以一个全新、积极的姿态开始了国际反腐的行动，其中涉及国际追赃的主要做法Ⅲ有望成为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利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海外追赃第一案”的审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下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能否实现立法初衷、成为国际追赃②的法定途径面临考验。然而，在准确把握上述契机的同时，我们需要不断审视和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包括没收违法得的审理方式、审理程序、执行程序、救济途径等环节，以期为反腐败国际追赃机制建设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