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行刑法颁布至今出台的九个刑法修正案一直在进行犯罪化，鲜有非犯罪化。强调在风险社会中防范遭遇风险而一味地犯罪化不符合大国刑事法治的理念，需要理性地对待。在我国，犯罪化不是规范意识培养与形成的唯一路径，也并不能对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定纷止争，所以犯罪化在民权刑法本位观背景下须慎行。泛犯罪化有违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悖犯罪的本质和生成规律。今后在危害行为治理体系中，需关注制度构建，培养全民规范意识；注重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尤其是行政法的衔接。在刑事立法中适时非犯罪化、适度犯罪化。

简介：中国刑法修正案活跃的犯罪化趋势引发学界热议,并形成支持和反对两种立场。两种立场表面有分歧,但实质殊途同归于如何规范犯罪化,从而保证其正当性。古今中外既有的各种规范犯罪化的原理、学说和原则,均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的价值取向为根据,且把刑法视为静态的孤立存在,忽视刑法内部及刑法与环境的动态关系。因此,既有的各种犯罪化学说或原理,均在走向实践的途中知行背离。而以系统论方法关注系统内部要素的运作图景及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据此研究如何限制刑法修正案的犯罪化,能克服既有理论学说的困境。又因其关注刑法系统当下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刑法系统现状,所以遵守据之推演出的刑法修正案犯罪化的外部限制和内部限制,能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知行合一。不仅如此,从系统论的角度考量最近几年中国刑法修正中旺盛的犯罪化,会让刑事立法者变得更为理性,对真正实现刑事法治也更具意义。

简介：德国的刑事制裁体系由刑罚和保安矫治处分构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的刑事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向，作为保安处分的重要手段之一，预防性监禁自二战后再度兴起，以其稳定的一般预防效果抗击暴力与性犯罪累犯，同时日渐压缩长期自由刑的适用。尽管经历了本世纪以来的数次改革，预防性监禁制度仍不断在欧洲人权法院受到本国犯人的挑战。我国应参照德国预防性监禁制度的发展经验，依据《刑法》第17条引入预防性监禁等保安处分措施，以应对我国在自由与安全的新平衡语境下多元化的犯罪预防需求。

简介：法庭言论入刑固然有其必要性,但也不是毫无逻辑和底线。＂明显而即刻危险原则＂＂真实性抗辩原则＂＂公共利益原则＂等,英美国家精心设计的致力最大限度保障言论自由的方案,为厘清法庭言论的刑法边界提供了有益借鉴。划分刑民边界,明晰要件要素,扩展阻却事由,保护善意言论;高配入罪门槛,区分善意和恶意、公益和私利,等等,在审慎扩权的同时严格限权,是新条款施行平行不悖的两条进路。

简介：在推动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数学呈现出一般方法论的特征。在法律论证过程当中,运用数学知识进行推理、演算和分析,论证案件中的法律命题,形成特定的解释和判断,得出相应的结论,可以实现司法说服。数学本源于人类生活的特性决定了人类可以运用数学方法解释法律现象。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法律论证,是数学作为方法论的本质展现,也是法律论证的理论升华。在司法实践中,数学方法在法律事实论证和法律适用论证当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司法当中,过度强调数学论证可能会忽视必要的价值考量,偏离法律理性和司法规律,从而导致司法不公。司法经验和法理反思两方面的研讨表明,法律论证应当谨慎对待数学方法,特别是要注重考查关联性,有效发挥数学方法的正能量。

简介：法治国家建设要求公正司法，而公正司法的前提是严格司法，即严格依照法律作为司法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司法过程中，由于法律不周全的，总会出现法律缺位的情况；或者有法律，但法律又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寻找如何弥补法律漏洞的途径和方法，以使案件得到解决。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探讨了司法中弥补法律漏洞的途径和方法，它们分别是习惯、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国家政策、权利推定。

简介：在著作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中,适用不同的赔偿额确定方法,会直接涉及诉讼当事人的利益状态。由于著作权的客体具有无形性,致使著作侵权损害赔偿额很难按＂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的方法加以确定。立法上应当摒弃按＂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加以确定的方法,采用单一性的立法模式,将酌情赔偿作为著作侵权损害赔偿额的唯一确定方法。

简介：在刑法教义学中,如何通过法律解释方法达成刑法的公正性与法益的安全性,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刑法的逻辑方法的正确运用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刑法逻辑方法包括形式逻辑方法和实体逻辑方法。在认定犯罪的时候,要进行形式逻辑判断和实体逻辑判断。形式逻辑的判断侧重于对法条的形式特征的界定,尤其是涉及对法条之间逻辑关系的确定。而实体逻辑的判断则偏向于对法条的实质内容的界定,尤其是对法条的内容进行价值考量。

简介：传统理论依赖于将外国法归属于事实问题抑或法律问题的定性来确定涉外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的责任划分,但在比较研究中忽略了各国在诉讼模式等制度背景上的重要差异和在裁判方法上异曲同工的原理。而我国诉讼模式正处于转型和不确定状态,由于缺乏基本裁判思维和方法训练所导致的对事实与法律之间逻辑关系的普遍误解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很具有典型性。从裁判技术角度来看,国际私法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外国法究竟属于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主要是一种概念争议,甚至争议各方已忘记了问题的出发点——各国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是如何配置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义务和权限的？从这个功能视角出发,在概念上看似迥异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之定性或归类,在特定诉讼模式之中如果按照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相应的逻辑和规则进行调查,并不会导致查明义务主体的重大差异。因此,中国对于外国法查明问题的研究重点不应停留于事实问题抑或法律问题的符号之争,而应当置于转型之中的中国民事诉讼模式对法官-当事人权限配置关系这一特定的制度语境下,以＂外国法＂为对象,以＂查明＂为目标,对现行外国法查明的具体制度进行功能性考量,探索其适用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