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结合明清司法文化来理解。一直以来，人们都将具有“案结事了”功能的调解，作为东方（中国）经验的典范。撇开民间调解不说，在帝制中国历史上，州县衙门的调解有其特殊的语境。换句话说，现在的法院是专门的审判机构，据以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也基本完备。在这种情况下，为凸显这种东方经验而强调法院调解，理据是否充分，值得考虑。

简介：

简介：根据广东省教育厅与财政厅关于实施“创新强校工程”的统一部署，2013年，广东警官学院启动了“创新强校工程”建设工作。

简介：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大众伦理，是法律及其实践生成和发达的基础。现代法治文化，是吸收了中国传统伦理又融入了现代政治伦理和公共伦理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外化的法律制度、法治设施和法治实践。

简介：从宗教信仰发展出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文化体系形成的主要路径。而我国古代法始终以“刑”为核心内容，从而导致法的社会职能单一、地位低下；同时，汉代以后儒家将礼与法相结合，过分强调礼的作用，法沦为礼的纯粹工具。以上因素共同导致法律仅被视为社会管理和统治的手段，因而未能在人们心中形成真正的法律信仰，这也是我国未能形成法治文化的关键因素。在构建当代法治文化体系时，应该更加强调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并对其内涵进行符合现代性的扩展与解读。

简介：中国传统法特点之一是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强调＂夫为妻纲＂,要求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夫有权当场杀死奸夫奸妇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妻子存在奸情又因此杀死丈夫则是罪上加罪,将面临法律最严厉的惩罚,重至凌迟处死。但是,清代延至民初的司法实践案例则表明即使在因奸杀夫这类案件中亦会考虑具体情状对妻子予以减免,体现出同情保护妻子的一面,保证在合理张力内隐性的平衡个案公平。相较于明显的维护夫权的积极的法律保护传统,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消极法律保护传统。最重要的是司法实践中的案例相较于僵化的法律文本语言,更能够体现出妻子在相关案件中的法律主体地位,而不是被无视的一方。

简介：复仇,尤其是血亲复仇,[1]在上古氏族社会即已有之,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原始人群亦是如此。人类学家对此有所记录与描述,摩尔根说:“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氏族的一个成员被杀害,就要由氏族去为他报仇。……另一方面,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谋杀这种罪行;自从有谋杀这种罪行,就有亲属报仇来对这种罪行进行惩罚。在易洛魁人以及其他一般的印第安部落当中,为一个被杀害的亲属报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

简介：在分析法学的传统中，法律效力的概念问题主要涉及规范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本身，而非法律效力的依据。针对这个问题。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法律资格说和法律约束力说，这两种说法的外延相同，但两者内涵不同，它们分别强调了“被法律承认”这一法律效力概念内在规定性的不同部分，即地位与功能。依据这一概念，规范的法律效力并不能与“真”相提并论，规范判断句属于超然陈述而非实为陈述。

简介：中西方社会在由血缘组织走向地缘组织的过程中,分别确立了共尊一权权威和共尊统一规则的不同秩序,由此奠定了中西基本法的始基。两者在后续发展中形成了迥异的权力来源观、法律层级观和权利保障观,这些文化基因决定了基本法能否走进近现代宪法。中国基本法文化在近代重构了西方宪法文化,由此形成民族化的、保留着一定非立宪主义趋向的中国宪法文化,进而决定、引导和型塑着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变迁。

简介：当下,我国还存在公共文化服务供应不足和失衡的现象。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体系是供应充足和均等的制度保障。论文通过实证方法总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问题,从政府失灵角度分析成因,指出完善法律体系,克服失灵的途径。文章认为,因为决策制度、监督制度和评估制度的缺失,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决策不合理,执行效率低下,建设目标模糊。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体系。目前我国缺乏专门立法,效力层级较低,有效规则不足,必要制度缺失。因此需要推动中央和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补充原则、权利、主体、决策、评估和责任等核心制度。

简介：在中日两国的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出洋考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两国政府分别两次派考察团出洋学习他国宪政,这不仅是法律移植的一种比较直观、有效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律变革的一种捷径。然而法律移植是否必然会实现法治强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中国清政府的两次出洋考察,是指清廷于1905年和1907年两次派出以高级官员为首的政治考察团和宪政考察团,赴欧美日等西方国家所进行的考察活动。对于日本明治时期的两次出洋考察,分别是指1871年12月的岩仓具视使节团和1882年3月的伊藤博文考察团出访他国学习法律的活动。

简介：盗律是《大清律例》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盗行为发生的时间与空间,常是决定定罪与量刑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着盗行为的恶劣程度——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以及盗行为对被害人、社会公众产生的身心损害程度等。此处古今＂刑法＂之异同,折射出中西文化之间的某些重要的扞格与暗合。

简介：遗传资源是一种决定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根基性要素与战略性资源，伴随着遗传资源生物研发技术的迅猛发展，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及其惠益分配问题已日益受到关注。当下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面临失衡，从表面看，是遗传资源分布与遗传资源价值评估的失衡；实质则是国际社会利益博弈的失衡，一定程度反映的是欧美文化与目前处弱势的传统部族文化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要实现公平分配．“关民共享理论”是其中的法理基础，“遗传资源的提供行为”的价值评估为其提供现实基础。无疑．建立公正有效的遗传资源利用及其知识产权惠益分配机制，提升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保护及博弈能力，对于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惠益公平分享，有重要意义。而这也是对当前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检验．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生发于传统、深入到生态治理”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