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民事纠纷主体在能力渐长的前提下，通过错误行为取证日渐增多，对取证主体相对受益，损害取证对象权利等问题日益凸显，就是否排除出现激烈争论。实际上与诉讼基本观念和价值选择有关，深受社会环境、民主法制和司法水平等因素影响。证据是否合法或不合法但是否合理可用等有关议题上，应联系理论与司法实务，引入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才能实现最多人幸福的法律目的。

简介：庭审笔录有着独特的法律价值和意义。当前各级法院传统的“手工”记录方式，不但加剧了书记员工作负担，而且存在着信息记录不“全”、记录不“实”、记录不“能”等突出问题，影响了庭审笔录为案件裁判服务的价值功能发挥。信息化背景下，庭审记录方式的变革，庭审录音录像制度的推广应用，不但可以有效克服上述问题和困难，而且对于提高法院审判工作效率、促进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应当改革和完善庭审记录方式，逐步以“音像记录”方式，补充或替代“手工记录”，并主张赋予庭审录音录像法律地位。本文还就庭审录音录像资料的使用管理进行了初步探讨。

简介：法官遴选机制作为选拔合格的法官从事司法裁判工作的第一项工序,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如果遴选制度出了问题,直接影响整体法官职业群体的素质,进而损害司法公信力的根基.立足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大背景,在已经基本完成遴选委员会组织机构设置的前提下,未来一段时间工作重点应当将设计合理的筛选、评判标准作为主要内容.为了实现法官遴选机制的规范化、科学化,在改革试点过程中,改革者既需要关注试点方案的差别性,以合理制定法官遴选的程序及其标准,也要注重有限度地强调法官来源的多样性和试点方案文件的公开性、公众参与性等内容,为健全法官遴选机制积累必要的试点经验.

简介：“司法”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在我国法治体系内特指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行为。司法部作为负责司法行政事务的机构,简单地以“司法”二字冠之,必然与真正行使司法权的机构相混淆。在深化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厘清司法行政机构的定位并提出为之更名的参考建议,尤为必要。

简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方案。这一改革是改变我国目前诸多司法困境的一剂良方，这一改革将对中国的司法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检察机关在这一改革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工作变革是检察机关改革的重要内容。

简介：当前基层检察院围绕“大部制”改革开展内设机构整合势在必行。由于我国检察权分解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形态．检察机关内部业务机构作为承担具体检察职能的主体，只能在不违反检察规律的前提下进行谨慎的微调。而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性机构作为承担检察综合保障职能的主体，与前者不存在职能冲突，可以根据不同层级检察院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对灵活的设置。当前，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整合应适当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增设符合检察办案专业化、职业化要求的非业务保障机构，从而既有利于满足检察办案的现实需要，又能促进我国检察组织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应当是有利于凸显检察官的个体价值，有利于提高检察官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简介：一、遗产多样化背景下的继承统一认定需求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个人财富的积累不断增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众个体在我国不同行政区域内同时拥有不动产等个人财产的现象日益普遍化。

简介：在本次足球改革背景下反思中国足协法律地位,可以发现,存在＂政社分开、依法自治＂的改革目的和行政主体留恋于自我定位之困境,由此也导致《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的＂法律授权＂条款与排除司法审查条款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造成中国足协法律地位不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足协自身定位上的模糊,也与法律解释存疑、理论回应乏力有关。本质上,中国足协权力来源于成员签订协会章程这一社会契约,将中国足协定位为私法主体符合本次足球改革的目的。由此,中国足协可以获得行政诉讼上的豁免,但不能排除刑事监督、行政监管和民事司法审查。应当积极发挥私法上社团罚的救济机制,解决足协处罚无法得到外部救济的困境。

简介：司法体制改革如火如茶，方兴未艾。中国检察制度在运转了几十年的司法体制中，行政化烙印处处可见。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和重点之一就是“去行政化”。实现检察管理的法治化形态是改革的应有之义。检察官法治化形态，简而言之就是一切检察管理行为依法而为。要从多年来的行政化禁锢中走出不是易事，既有法律缺位的因素，也有更多体制上、机制上的制约。立足于此，尝试研究提出实现检察管理实现法治化形态的路径，即建立“三个机制、一个体系”：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检察人员管理机制、检察官主导办案的业务管理机制、体现检察官职业特点的职业保障机制，完善、统一检察管理的法律规范。以期通过研究为我国检察制度改革方向、检察管理改革途径提供些许参考。

简介：法律文书学作为一门以理论为指导、以实践为主体的操作性课程,其规范性与质量逐渐被法学教育所重视,但它存在的诸如不重视法律理念教育、不突出法律思维培养、不强化制作技能训练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法律文书学教学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改革传统法律文书学教学模式以适应司法改革、法律职业改革的需要显得十分必要,确立制作技能、法律思维、法律理念作为法律文书学教学的三大支柱是改革的重要路径.

简介：司法改革背景下，作为时间量度的审限制度已具备了适应性修正的必要性与现实性。由于现行审限制度存在违反诉讼运行规律所致的结构性冲突及违反行为心理规律所致的预期反射效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审限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必须从现有审限规则、审限管理平台、当事人审限监督权配置等层面修正不适应司法实践与司法改革的相关要素，以期实现当事人与法官在审限“看得见”与“人性化”改革目标上的双满意。

简介：法典是部门法体系化的最高形式。经济法的体系化有利于厘清市场与政府各自的边界,为不同主体分别提供权利、义务和权力清单。现阶段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缺乏、概念化不足、基本理论的欠缺和法典的自闭性缺陷决定了经济法尚不具备法典化的条件,但应当积极促进自身体系的优化升级,以子部门法典化为路径推进法典化进程。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法体系具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决定了经济法应当以市场主体行为为依据进行内部体系建构。重构后的经济法由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资源环境法、财税法和金融法等子部门法典构成。

简介：港口国监控的区域协调对维护海上航行安全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发展更离不开亚太地区海上航行安全的保障。《东京备忘录》自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自身仍潜藏着若干＂不协调＂因素,影响了亚太地区港口国监控的区域协调水平。综合分析可发现此种＂不协调＂有其深层原因,应有针对性地结合区域特点并借鉴《巴黎备忘录》中的有效做法,通过建立基金、完善规则的方法,进一步提高亚太地区港口国监控的区域协调水平。

简介：为提升司法鉴定能力和水平,加强司法鉴定理论制度和技术研究,提供司法鉴定理论研究和实务讨论平台,《中国司法鉴定》和《检察技术与信息化》刊物联合开展＂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公正司法鉴定＂征文活动。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简介：近日,《司法考试制度改革意见》的出台,对高职高专院校法学专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司法考试报考资格对非法本学生的限制,对高职高专院校法学专业的发展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法治的进步必然引起司法的改革,高职高专院校的法学专业要随着社会的复杂变化,对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发展方向适时做出调整,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简介：著作权的本质是一种私权，对著作权的保护就是对著作权人智力成果的认可。著作权人对智力成果的专有和公众对文化信息的需求间的矛盾，构成了著作权人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冲突。如果著作权人权利过大，则会损害社会公众获取智力成果的利益，不利于文化交流与传播。如果著作权人利益过于限制，则将导致著作权人创作的积极性降低，也不利于文化的繁荣。所以著作权制度目的是平衡二者利益。网络技术出现前，传统的著作权制度对于著作权权利保护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并未产生太大问题。但网络技术出现后，它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复制成本低、效率高等特点，使传统的著作权制度受到冲击，让著作权人利益面临挑战。我们需要探索新的利益平衡机制，一方面，保护著作权人权益，鼓励著作权人积极创造；另一方面，保证社会公众能够获取这些作品，使文化智力成果能够被社会公众所共享，来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简介：法律全球化特别是西方法律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引发了中国社会甚或非西方社会中法秩序的二元化:一个是名义上居社会生活主流、整体上来源于西方的国家法秩序,另一个是实际上居社会生活主流却'上不了台面'的、源自于历史传统的民间法秩序。从场域公共秩序逻辑角度所建构之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民间法哲学论纲,确立了一种像国家法主体思维一样的民间法主体思维,主张:当下中国法治秩序状态的真正实现不能仅仅倚靠国家法及其所支撑的国家法治秩序,还要仰赖民间法及其所支撑的民间法治秩序;是为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二元观。

简介：在公务员招警考试中设立公安基础知识科目为公安院校公安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带来了冲击与挑战,也为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本文从公安基础理论课程的实际教学情况出发,重点研究在公安院校毕业生公务员招警考试背景下该门课程的教学改革路径,认为在教学的时空间、教学过程、考核方式以及评估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是公安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可行之路。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行贿罪在入罪数额、量刑数额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特别宽宥制度从宽的幅度亦规定得更加严格。新法与旧法相比,既有从轻的内容,也有加重的内容,如何准确的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需要从其适用对象、适用范围、适用方法及“从轻”标准等角度综合加以认定。本文对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讨论,并不局限于分析行贿案件,而是从该原则在实践运用中的一般性问题入手。本文认为,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对象可以出于人道主义适当放宽;适用范围除了包括定罪量刑的实体规定外,还包括程序性规定,并适用于司法解释中补充法律空白的相关规定;适用方法为新法与旧法之间的择一适用、整体适用;“处刑较轻”应该以宣告刑较轻为衡量标准,且应考虑刑法总则的内容,以主刑作为主要的衡量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