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基于1982--2006年的相关数据,本文分别建立了以资本形成的金融相关率(SFIR)和货币深化的金融相关率(MFIR)为解释变量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以分析中印两国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简介: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的旅游发达国家,旅游业是其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典型的入境旅游国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本文基于新加坡入境旅游2005~2015年数据分析,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季节集中指数和年际集中指数分析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时间和空间的特征,并根据旅游者的行为特征,研究入境市场中旅游者消费行为选择。结果表明:新加坡入境旅游市场客源地地理集中指数位于31%~35%区间,且变化较为稳定,旅游客源市场较广;入境旅游季节集中指数R值位于0.5~1区间,客源地年际集中指数位于0~4区间,表明旅游客流的季节变动强度较小,客源地游客年际变化较小,入境旅游市场客源量较为稳定;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行为具有多样性,旅游购物和奢侈品消费的支出有所下降,
简介:去18个月里,美国政府基本实现对缅关系正常化。美国政府通过减少经济制裁,派遣大使进驻仰光和近期的美国总统访问,鼓励缅甸继续改进,对缅甸改革表示认可。在美国考虑继续强化双边关系之际,应当考虑军事关系。缅甸脱离英国独立65年以来,缅甸军队(或称军政府)曾经直接或事实上统治缅甸长达53年。缅甸军方完全融入政府机构,而且肯定还将在缅甸的任何经济和政治进程(或倒退)中起深远作用。对美国而言,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正面影响缅甸军方。途径之一在于为其提供接受美国军事教育的机会。此前,美国从1980-1988年曾资助175名缅甸军官入读美国军事院校。鉴于目前缅甸的局势变化,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项目发展史将为重启项目提供某种视角。
简介:进入21世纪以来,武装无人机成为新军事技术的象征,理解其军事和战略影响成为重要的课题。在既有的讨论中,支持者沿着功能本位论证无人机让战争变成了精确的外科手术,质疑者从价值本位批评它将战争变成了暗杀。两派在争论中各执一端,但都共享了将无人机器物化和静止化的预设。这些技术预设限制了我们对无人机变革与战争关系的思考,为此,引入技术社会学的“社会-技术系统”的概念。该概念认为技术不是静止的,一直处在变革中,技术变革不是器物的变革,是与器物相关的系统变革,是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以此观之,无人机不是单独的器物,而是一个与社会无缝连接的系统,其演化的动力是技术利基、客观环境和社会制度三者相互作用,它经历了诞生、发展和制度化三个阶段。当前,无人机系统正处在制度化阶段,它与既有制度在资源分配、独立建制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冲突和融合。如果没有技术突破和战略环境的剧变,这种冲突和融合将会长时间存在,这决定了当前无人机战争的含混性和复杂性。社会-技术系统的视角有利于思考技术变革和战争变迁的复杂性,并为应对未来的无人机战争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
简介: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
简介: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