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提升政府透明度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和目标,有助于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提高公众的参与程度和满意度。新加坡是世界上政府透明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一流的电子政务平台以及最为清廉的公务员队伍。我国与新加坡同处亚洲和儒家文化圈,都是后发展国家,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首先对政府透明度进行了理论层面的研究,构建了政府透明度理论分析框架。其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导,从政党和执政者、政策法规、社会文化、公众的素质和能力、平台建设五个方面分析了新加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做法。最后,文章总结了新加坡对我国建设透明政府的启示,即完善信息公开法律,确保法律的执行;培育社会文化,提供隐性支持;鼓励公众参与,提升参与能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丰富沟通参与渠道。
简介:欧洲是美国的盟友,近期却表现出较强的“去美元化”倾向:不仅支持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调整,而且力推中欧货币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欧洲“去美元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欧美历史上货币竞争关系的延续,也受金融危机后美国对欧洲经济冲击的推动,更是国际经济和货币格局变化趋势的反映。随着欧元区体制机制的完善和一体化程度的提升,未来欧洲的“去美元化”倾向可能更为明显,欧美在中东石油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上存在冲突风险。但是,鉴于欧洲尚缺乏挑战美元全球地位的实力和意志、在周边安全问题上仍无法摆脱对美依赖、美也无意压垮欧元区等因素,未来美欧在货币问题上仍有望谨慎管理分歧、避免发生“货币战争”。
简介:海洋自由是现代海洋秩序的原则之一,其内涵包括和平时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赋予各国在不同海域不同程度的权利;以及战争时期,在规范海上封锁基础上,中立国船只自由航行和贸易的权利。从海洋政治的历史演进来看,先后有四个部分进入海洋自由完善的进程之中:提出海洋自由原则、界定海洋自由的权利边界、否定私掠与海盗以及完善战时海洋自由。和平时期的海洋自由常常被一些国家曲解和利用,战时海洋自由在二战之后被迫中断。从历史来看,权力斗争伴随海洋自由制度完善的整个过程,海洋大国则发挥了主体作用。具体来说,当权力斗争没有导致权力转移时,海洋大国会促使海洋霸主修正既有制度,或否定海军大国的不合理行为来完善海洋自由制度。当权力斗争导致权力发生转移时,霸权在海洋大国间的转移推动海洋自由制度的合理部分不断被引入、继承、积累和固化。
简介:本文研究泰国自1992年以来的政治格局变迁.为此,本文对有关民主化文献进行重新评估,以利于理解泰国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之间关系,并对激进主义组织体系近年出现的分歧进行探讨.以上同步分析表明:1)这些关于公民社会的文献本身就带有政治性;2)这一特征掩盖了激进主义群体内部不断加深的分裂,而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些群体在围绕民主政治问题上构成了公民社会.为了说明这一观点,笔者将细述他信(Thaksin)创建的交叉治理领域及其对城市激进主义分子结盟的影响.治理架构的这些变化,通过社区组织发展协会(CODI-theCommunityOrganizationsDevelopmentInstitute)等新的国家机构对资金重新定向,削弱了许多早期激进群体的既有权势.这种治理架构的变化也揭露出以这一治理贫民的长期项目为中心的各种权力关系,而许多公民为了得到国家给予的好处不得不与其打交道.尽管许多公民仍然参与这些项目,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别处发声呼吁政治自治.对于这些分歧以及泰国更大的政治困惑而言,危险的并不是公民社会的界限问题,而是围绕谁才是合适的政治主体以及什么才是正当的政治这两个问题所产生的争论.
简介:一直以来,佛教所强调的是“忍耐原则”与“和平主义”。但是在斯里兰卡,大多数的僧伽罗佛教徒却信奉族群中心主义,有时候甚至是暴力主义。僧伽罗佛教国家主义者强调斯里兰卡是一个佛教国家,僧伽罗佛教徒是国家中唯一合法的族群身份,如果赋予其他宗教以平等地位,那么斯里兰卡将会变为一个世俗国家。本文认为,如果这一根植于僧伽罗佛教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日益制度化为国家政策,那么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可能会重新爆发。斯里兰卡的国家意识形态赋予了僧伽罗佛教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并将其对少数宗教族群的歧视、排斥与镇压加以合法化,这将进一步妨碍国家政治的改革进程。
简介:任何文化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中,文化安全在时间驱动下发生变化,时间因素对文化安全产生何种影响,它是否会侵蚀、威胁文化安全,文章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递进的分析。首先,时间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对文化安全产生了显性的影响。时间结构和时间维度的变革,为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和后果:文化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人文主义衰微,文化的自主性受到威胁;时间问题带来了价值秩序的重构,短期性和即刻满足受到偏爱;文化失去批判能力,成为娱乐。其次,时间自身及其围绕它的变化对文化安全产生了的隐性但却是根本性的影响。在多变且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对时间的感知和与之的关系都是疏离的,这种脱位意味着文化被从其扎根的环境中抽取出来,文化根基被削弱、文化空间减少,从而使文化失去发展自身的权利和能力,高度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过度磨损文化的再生产能力。最后,关于文化的能动性问题,即是否存在着文化对时间的反作用力。其结论是,文化是时间背后的“沉默的规范力量”。这样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应对文化安全议题的自觉性,从文化之中寻求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透过时间的视角,可以看到一定的文化的稳定性是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文化安全议题尤显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