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任何文化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中,文化安全在时间驱动下发生变化,时间因素对文化安全产生何种影响,它是否会侵蚀、威胁文化安全,文章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递进的分析。首先,时间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对文化安全产生了显性的影响。时间结构和时间维度的变革,为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和后果:文化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人文主义衰微,文化的自主性受到威胁;时间问题带来了价值秩序的重构,短期性和即刻满足受到偏爱;文化失去批判能力,成为娱乐。其次,时间自身及其围绕它的变化对文化安全产生了的隐性但却是根本性的影响。在多变且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对时间的感知和与之的关系都是疏离的,这种脱位意味着文化被从其扎根的环境中抽取出来,文化根基被削弱、文化空间减少,从而使文化失去发展自身的权利和能力,高度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过度磨损文化的再生产能力。最后,关于文化的能动性问题,即是否存在着文化对时间的反作用力。其结论是,文化是时间背后的“沉默的规范力量”。这样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应对文化安全议题的自觉性,从文化之中寻求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透过时间的视角,可以看到一定的文化的稳定性是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文化安全议题尤显重要。
简介:基准时间是宏观历史过程中的临界点,标志着一连串的重大变革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基准时间具有九条标准,可以分为一等基准时间、二等基准时间和三等基准时间。20世纪的基准时间主要包括三次世界大战(一战、二战和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的变革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后的变革都要来得更为深远。将20世纪的三个基准时间置于两个世纪的视角中加以审视,可以突出现代性革命,这种视角能够观察20世纪的三个基准时间在正在展开的"全球性变革"这一大的主题下是否会相互联接、是如何相互联接的。20世纪国际政治的关键事件,都应该被视为19世纪"全球性变革"所引发的发展态势和挑战的后期结果。
简介:基于1982--2006年的相关数据,本文分别建立了以资本形成的金融相关率(SFIR)和货币深化的金融相关率(MFIR)为解释变量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以分析中印两国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简介: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的旅游发达国家,旅游业是其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典型的入境旅游国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本文基于新加坡入境旅游2005~2015年数据分析,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季节集中指数和年际集中指数分析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时间和空间的特征,并根据旅游者的行为特征,研究入境市场中旅游者消费行为选择。结果表明:新加坡入境旅游市场客源地地理集中指数位于31%~35%区间,且变化较为稳定,旅游客源市场较广;入境旅游季节集中指数R值位于0.5~1区间,客源地年际集中指数位于0~4区间,表明旅游客流的季节变动强度较小,客源地游客年际变化较小,入境旅游市场客源量较为稳定;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行为具有多样性,旅游购物和奢侈品消费的支出有所下降,
简介:作为社会学科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描述性的问题、解释性的问题、预测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严格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这四个方面的国际问题研究就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客观性或者说可重复性、规律性或者说普遍意义、简约性或者说主次分明。大数据研究能够让决策者获得更加全面、充分的信息,从而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在进行描述性的国际问题研究时,大数据可以起到十分突出、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在解释性的问题方面,大数据的长处是用来发现相关性,而不是做出因果解释;大数据还可以发现有价值的解释性问题;大数据在预测和对策研究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它所发现的规律性现象不仅可以用来预测,也可以帮助人们做出选择。大数据应用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有其局限性,有些局限性是这一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例如不能进行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有一些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所具有的,例如"成本-收益问题"、数据主权问题等。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大数据并不适合用于做战略研究,而更多适宜于对国际发展态势的宏观描述以及为具体的外交行为提供精准的指导方案。总之,大数据有助于发现更全面和客观的事实、提出更多规律性的问题以及帮助研究进行预测和做出选择,但大数据自身不能完成整个解释的过程,需要研究者进行专业的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
简介: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