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当前第三世界民主化热潮以前的一个时期,很多学者、发展学家和政治家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加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强硬的,也许甚至是独裁的领导。当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在1972年宣布实行军管法时,他似乎很符合这种独裁开发者的模型。当时国际上很少对此提出官方的指责,而且美国的经济著作还开始预测,菲律宾将成为下一个“亚洲经济奇迹。”马科斯现在似乎有能力改革和调整菲律宾的经济结构,而且很多评论家(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这正是马科斯应该着手干的事。据认为,关闭菲律宾国会将使一大批更

简介：前言东盟经济共同体设想是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在2002年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上提出的.这是一个广域的经济共同体设想,但东盟各加盟国能否接受,还要看地区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时,各国如何判断该共同体所带来的利益和成本、收益和痛苦的程度.该设想的要点是加强东盟的经济一体化.从这种意义上看,应该说处于根据1992年的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这一历史性决定而着手的东盟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延长线上.但是,要在2020年之前实现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这一设想,就必须详细地描绘全面的经济蓝图.作为其最终目的的经济共同体必定会成为超越通过AFTA和东盟投资区(AIA)设想所实现的扫除贸易和投资障碍这种程度的、远比其广泛的、高度的统一体.而且必须明确地表明其最终目的,明确地描绘用以实现该目的的路线.因此,也许东盟必须摒弃以往所采取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的方法.

简介：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历史。人们兴修水利，防震抗震等都是为了谋求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灾害给人类尤其是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这是人们所厌恶的，但自然灾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又是不可完全避免的，于是人们提出灾害一般是可以防御的主张。

简介：自2011年以来,中东局势的剧变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兴起,吸引了数万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参与战事.随着“伊斯兰国”日渐溃败,此波规模空前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转移和回流,将对国际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仅从这些人员个体性的角度,难以全面评估此类安全威胁.应在“伊斯兰国”全球战略布局、本土恐怖组织结合当地议题的发展与重组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活动网络的联结等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三个层面的表现中,俄罗斯和中亚地区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安全风险.一是两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规模庞大,而且大多成为“伊斯兰国”及其部分分支的主力,并在世界各地多次发动恐怖袭击;二是组织性较强,“伊斯兰国”的效忠组织及分支将成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回流及恐怖活动的重要载体,特别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三是他们的转移和回流,不仅推动“圣战”萨拉菲主义等暴力极端主义的渗透,而且将提升俄罗斯及中亚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水平.所以,如何增强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的反恐能力及合作水平,施行针对回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改造政策,对于维护地区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简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简介：文化安全是文化系统正常运行、持续发展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当文化安全受到由于技术和市场所推动的全球化威胁时，所造成的可见的后果是文化的标准化、同质化、娱乐化和商品化。与之相应的潜在的后果主要是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这些都将无法造就完整的文化而只能导致文化的瓦解。文化安全既受到外源性因素，即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的威胁；也受到内生性根源，即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任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可能遭遇到的原因的威胁。由于传播技术对文化的控制与垄断，威胁着文化多样化，造成信息的碎片化和视觉化，对文化造成多种破坏，因而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威胁文化安全的诱因和内生性的物质根源。文化认同、文化吸引力以及文化传承能力是文化安全的内生性根本要素，它们关系着文化的续存和影响力。在全球共享安全背景下，对于文化安全最好的保障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促进不同文化间有意义的互动和共同发展。

简介：暴力活动频发1994年11月以来,巴基斯坦暴力活动不断发生,已严重威胁到其政治的稳定。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仅11月就有250人死于非命。12月又有170人被杀,巴前外交部长阿加·沙希65岁的姐姐和一著名的电视播音员亦被人暗杀。12月23日,警察在一个垃圾箱里发现了4具巡警的尸体。一名正在举行婚礼的新郎被打死。在卡拉奇,由巴基斯坦军队执行巡逻任务已有两年,1994年11月军队撤出卡市后,治安任务由当地警察接手,死亡人数陡然上升。1994年在街头骚乱中丧生的至少有800多人。

简介：2010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在日本曾一度沉寂的“中国威胁论”又迅速蔓延，并严重损害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两国的共同利益。“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泛起的缘由很多，其中两国问观念层面的互动不足，是重要因素之一。在建构主义看来，观念互动可解决国际体系中的冲突。因此，重视中日两国政府间、思想界及国民的各种观念交流和思想交锋，达成中日两国间的观念互动，是消弭日本“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重构中日战略合作关系的一个有效良方。

简介：对于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反美活动，国内外学术界最流行的分析方法有两种：“文化分析”和利益分析。前者把美伊之间的冲突归因为文明或文化对立；后者则把美国的石油和地缘政治利益诉求作为冲突的根源。本文从萨达姆的政治遗产着眼去理解和透视伊拉克当前的反美活动，认为其本质是萨达姆政权与美国之间长期政治对抗的一种延续，虽然国际伊斯兰力量特别是基地组织的卷入使伊拉克反美抵抗运动的内涵更加复杂，但它仍然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文化或宗教性的。

简介：2013年3月12日，美国国家情报主任詹姆斯·克莱伯（JamesClapper）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公布新版《美国情报界全球威胁评估报告》（WorldwideThreatAssessmentoftheUSIntelligenceCommunity，以下简称报告）。①报告以美国全球战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对美国面临的威胁与挑战进行评估。

简介：对于“伊斯兰国”是否会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程度如何，国内外学术界的看法存在诸多分歧。“伊斯兰国”通过招募中亚地区的人员和对各国的边界进行袭扰，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扩大其价值观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等方式，的确对该地区安全形势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不过，“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形势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国”在国际反恐联盟的打击下，地面作战部队被限制在叙利亚-伊拉克境内，无法在中亚地区开展直接的攻击。此外，由于中亚伊斯兰特殊的发展经历，使“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在当地缺乏群众基础。这些因素，决定了“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该地区部分极端势力思想的进一步激进化或激励部分恐怖分子发起“独狼式”恐怖活动等。随着“伊斯兰国”的战场失利，部分“圣战”分子回流中亚，需要对“伊斯兰国”与中亚安全之间的关联性予以更多关注，并尽早研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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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近百年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和人口膨胀的压力，对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发展也面临困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成为人类一个迫切任务。为达此目的，首先要求人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转变观念，强化环境意识，树立环境与社会有机统一的自然观、人类持续发展的新观念、资源价值观和环境伦理道德观。

简介：北乌干达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不同种族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冲突。1986年,圣灵抵抗军在北乌干达以武力反抗穆塞韦尼政权的名义进行叛乱,迄今仍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的边境四处流窜。圣灵抵抗军的叛乱及其暴行不仅对北乌干达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也深刻地影响着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乌干达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重点强调军事手段,重视媒体宣传、争取外部对其打击圣灵抵抗军的同情和支持。而圣灵抵抗军叛乱的动机已经从推翻穆塞韦尼政权逐渐演变成为开发“战争经济”和“为生存而战”。简而言之,圣灵抵抗军的叛乱策略是对叛乱成本-收益精心计算的产物。圣灵抵抗军的儿童兵策略、袭击平民策略、争取苏丹政府支持策略以及低程度地参与和平进程策略,既能够有效地打破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也导致北乌干达冲突的长期化及其冲突影响的“外溢”。要真正地解决北乌干达冲突以及圣灵抵抗军问题,需要重视武装冲突解决的和平进程、促进北乌干达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以及加强对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建设。

简介：通过合作促进安全的理念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安全合作中,普遍存在“多愿望,少行动”的现象。由于安全概念的泛化,国际社会几乎在所有安全问题上都表达出希望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意愿。但实际上,很多安全问题不可合作。“可合作安全”的概念是基于议题性质、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的一种预设的状态。对议题性质的认定是安全合作的前提条件。如果安全合作对象在议题性质的认定方面观点不一致,那么安全合作不可实现;反之,安全合作是可能实现的。在安全合作对象关于议题性质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安全合作主要受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两个因素的影响。如果安全合作的对象彼此威胁认知越小,且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越多,那么安全合作越可能实现;如果安全合作对象彼此威胁认知越大,且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越少,那么安全合作越难实现、甚至不可合作。“可合作安全”在应对安全威胁的实践中,可以为有关部门在什么问题上合作、与谁合作等提供思路,使国际安全合作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

简介：过去20年，东南亚海洋安全威胁，如海盗行为、非法捕鱼和海上恐怖主义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忧虑。长期以来，应对海洋安全威胁与保证国家安全被视为是政府的责任，这样的看法反映在诸多涉及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的文献中，这些文献多关注于国家主体在应对威胁时所采取的因应策略。但是，随着“新”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在提供安全方面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那种将国家视为唯一安全提供者的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为了全面了解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与治理问题，关注非国家行为主体在东南亚安全领域中作用提升的趋势便显得尤为重要。

简介：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简介：当前欧盟内部各种矛盾突出,维系欧盟前行的＂深化＂和＂扩大＂两个车轮停摆,欧元区呈分裂之势,原指望解决劳动力匮乏的＂申根协议＂难以实施。随着德国对推进欧洲一体化热情减退,德法两国＂火车头＂作用减弱,加上美国干预力度的加大,欧洲逐渐走下坡路的势头恐怕难以避免。

简介：本文介绍了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在开发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的实践，包括印度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气候变化的主要协调部门和有关机构。印度开发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进程，CDM项目的协调机构，CDM项目的背景、开发潜力预测，分析了已经注册的印度CDM项目的类型和地区分布，最后给出了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开发CDM项目实践对中国的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