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南海问题涉及到"五国六方"(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五国六方"),矛盾集中在南沙岛礁的主权归属、海域纠纷等方面。美国并非南海争端方,但却成为介入南海地区的实力最强的域外大国。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是一个历史过程,自从奥巴马政府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南海地区成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重点地区。在客观现实中,中国与其他南海争端方之间的行为互动,常常成为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较量。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政策立场,以及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过程,以考察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演变过程。行为是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国家间行为互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社会学中,完整的行动要素包括行动主体、客体及中介。从社会学的行为研究视角出发,分析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将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假设为一个互动行为集合体,中美两国互为行为主、客体,而南海地区或南海地区国家为行为客体或行为中介。据此,可将中美在南海地区的行为互动分为三类行为,从这三类行为互动中可得知中美两国在主体间规范上的差异,以及双方在现实中的互动路径。这种研究视角,一方面可以对中美在南海地区的分歧和共同利益进行具体观察;另一方面,启发中美双方应在中美关系大局中处理在南海地区分歧,避免中美关系大局被南海地区或南海地区国家所主导。
简介:中国崛起、美国“重返”及区域内其他力量的发展,导致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中美战略博弈已经成为决定亚太格局走势的最主要矛盾,因为中国崛起势头难以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也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得到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力量之变与战略之变同时发生,两强对立势难避免。但是,由于两国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彼此难以替代、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领域的合作有助抵消亚太对抗,加之双边利益深度捆绑,中美博弈未必会走向战略对抗,而完全具备走向良性互动的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处理一个根本问题(亚太主导权)的破解、两套体系的对接、三大海域的危机管控、四组三边关系的经营和五个多边组织的互动等“一二三四五”问题。这既是中美实现亚太和平共处的前提,也是能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少数国家因外力干预或国内政治权力变动而结束了民族冲突,进入战后重建时期。冲突之后的权力剧变为妇女参与重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联合国的公约和宣言、女性主义组织与和平运动所提出的性别议题为女性参与重建提供了具体方向和内容,而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为妇女参与重建提供了坚强后盾,使得妇女在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没有妇女参与的重建就不是真正的重建已成为共识。在重建中,妇女积极推动民族和解,参与民主建设,参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目前妇女参与重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父权制观念阻碍妇女的政治参与;宗教原则限制妇女权利;国际社会干预应适应当地国情。
简介:中日关系既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又有1894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二战后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开始了“第三个历史”。中日关系“第一个历史”是日本向先进中国学习、在实力比较上是“中强El弱”时期。然而日本作为一个狭窄多灾岛国,有着强烈的扩张生存空间意识,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间发生过两次军事较量,都以日本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只有一个既先进又强大的中国,才能使日本折服甚至追随。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其后又走上了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邪途。1894年甲午战争成为中日实力对比的转折点,即从“中强日弱”转变为“日强中弱”。二战后,中日关系“一强一弱”成为历史,并开始走向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三种状态——“强强型”关系。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今后10-15年,中国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经济和军事实力将进一步走向强大,日本和美国将会加强合作来牵制中国。然而,从中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与中国友好相处。当今中日关系的本质问题在于,在日本从当前追随美国转向美国某学者所称的“追随中国”的长期过程中,是否也会经过古代历史上日本终于对中国“服气”之前曾发生过的同中国之间的“战争磨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