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数据时代"被命名、追逐和普及的关键点,就在于它催生出一种与传统社会迥异的新型存在关系。正是在这一语境、元素、关系及结构的塑造下,传统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判断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数据个体、数据社会、数据关系的综合"伦理反应"。所有这些伦理关系的变革无不最终落实到作为现代文明逻辑支点的"自我"身上,并通过"自我伦理"的方式展现开来。问题的最终反思路向在于,"自我伦理"的彻底迸发和积累,究竟具有一种怎样的现代属性,以及这种属性是否具备超越"大我"的伦理可能?我们认为:"自我伦理"更新的实践诉求和根本出路就在于,大数据开启了全球共建个体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贯通、彼此呼应的现实可能性,由此决定了相关伦理实践的个体化和共同体化的双重逻辑诉求。
简介:任何一个团体或组织功能的持续实现,都需要根据时代变迁不断创新载体和路径。自1949年以来,共青团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通例架构和组织形态,体现出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三位一体"的总体性功能。在大数据时代,党的历史方位变化促使共青团组织功能加快调整,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趋势考验着共青团的引领功能,移动互联带来的一系列加速变迁对共青团产生全方位挑战。组织重构对于共青团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重构基层组织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大数据时代推动组织形态创新,必然要体现"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青年的需求,就是共青团的追求""让青年遇见共青团"等基本原则。
简介:英国文化理论家阿兰·科比(AlanKir—by)是当前后一后现代主义理论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他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快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影响,数字现代主义正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我们当下文化中的新的主导范式。数字现代文化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文本形式、文本内容以及文本价值,也带来全新的文化结构、文化行为和文化意义。下文节选自科比的《数字现代主义:新技术如何拆解后现代并重构我们的文化》(2009)一书,涵盖了科比的数字现代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数字现代主义的由来、数字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数字现代文本的美学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