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基层治理有效的前提在于选择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基础在于厘清基层治理空间属性、特征及其发展形态。基于基层治理空间的分析视角,通过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基层治理实践的田野调研表明:当前基层组织治理实践中,政治类工作减少,行政类工作和服务类事项增多,“行政-服务”替代机制发达,自治组织行政化和政治组织服务化趋势明显,基层组织去政治化突出,由此完成了基层治理空间再造。基层治理究竟向何处去?面对治理任务密集进村所产生的组织需求,对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而言,治理资源稀缺是其刚性约束,正规治理不是中西部农村治理模式的未来。简约高效的组织形态依旧是值得大胆探索和深入研究的治理议题。
简介:自亚里士多德以降,有着太多的思想家对“政治”作出解释,并都试图赋予“政治”这个概念科学内涵,然而却都忽略了概念的“恒定”与“不定”。在人类社会交融—复合型的演进过程中,“政治”早已被泛化,渗透到社会过程的方方面面。就当下而言,政治已超出“庙堂”中央,走向社会各领域及其边缘,走进各类共同体中,民族有了民族的政治,边疆有了边疆的政治。但是,“政治”并非主观臆想,民族与边疆的政治,故然是依循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现实、具体的政治生活、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过程来厘定的。概要而论,民族政治就是民族共同体或民族的代表围绕公共权力形成的各种关系和开展的各种活动,而边疆政治就是在边疆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空场域中形成和运行的政治。
简介:有别于近代中国其它军事院校,黄埔军校自筹备之初就被赋予了极为强烈的政治教育色彩和革命精神诉求,本应领导贯彻此种理念的军校政治部,起初因领导者不够重视政治工作,或根本不懂如何开展政治工作,导致这一重要部门处于闲散状态,引发黄埔师生的普遍不满,这种状况直到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才开始改观。就职期间,周恩来重新规划了政治部的各职能部门,并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人才到这些部门中担任职务。机构健全,人才充实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得以全方位开展。期间,周恩来不断创新政治工作方法,完善教学形式,着手拟定政治部各项规章制度,并将这些新思路、新方法、新制度推广至全校乃至国民革命军。在两次东征和平叛杨希闵、刘震寰的战争中,周恩来领导的政工团队和经过革命精神熏陶的黄埔学生军,屡获胜绩,打出了黄埔的威名。
简介:40年来,近于从零基础起步的国内政治价值观之实证研究,业已取得重大进步,但在政治价值观核心概念的界定、测量及其理论化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至今,对于我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与现状、类型分布与结构性特征等基本问题,依然缺乏系统而必要的清晰认知,以致影响到解释性理论的有效建构与创新。为此,应当特别注重率领域的基础建设,建构兼顾规范性与操作性的核心概念,建构政治价值观分析的理论框架、科学量表与指标体系,同时优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进而有力推进政治价值观与政治文化的科学研究,在准确“描述中国”与“理解中国”的基础上,科学地“解释中国”,切实推进理论创新。
简介:在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进程中,行业协会商会的价值得到多方主张,但多数行业协会商会在传统发展环境下形成了依赖行政机关的生存发展逻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作为重构政会关系的政策安排已经历“三脱钩”、“四脱钩”、“五分离、五规范”三个阶段,执行进程冗长迟缓。模糊冲突模型,以辨析政策特征为核心,通过研究政策的模糊性、冲突性,考察脱钩各阶段政策及其执行过程取向,提供了从政策执行视角解读政会脱钩改革的新框架。长期以来,政会职能脱钩都是主要难点,当前脱钩呈现一种“低模糊、高冲突”为特征的“政治执行”取向。对政府而言,深化脱钩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政会职能关系和运用权力推进职能脱钩,实现“政治执行”向“行政执行”的转变,进而疏通政会脱钩的执行通道。
简介:德沃金的整体性理论表明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过程中都必须保护每个人的道德和政治权力,以便公共标准能够表达正义和公平的一致观念与做法。在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法律关系主体在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可界定为广义的行政违法,整体性行政违法无疑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社会公益的侵害。在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分析腐败的成因可以窥见其某种程度上符合行政违法的概念定位。当前高压腐败态势之下,腐败具有多种形态:交易型腐败、寻租型腐败等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一此I顾政、庸政、怠政等“软腐败”却出现了抬头之势,此种“不为型”的“塌方式”腐败造成了整个行政运行环节的瘫痪。然而反腐败治理过程中碎片化的治理模式并不能有效遏制此种不良趋势,由此需要行政法进行控制,在行政立法、执法以及司法过程中做到去利益化,同时在不同部门之间做到协同共治。
简介:指标是中国政府过程的一个高频词。围绕国家治理领域的重要事项生成若干指标,通过分解、下放指标,对指标运行进行监督考核,将考核结果与党政干部政治升迁挂钩以保障治理任务的实现,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从发展历程看,指标治理经历了从政治指标到经济指标,再到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的变迁。从运行效果看,指标治理虽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其运行过程容易产生数据的弄虚作假、指标的选择性执行、政府行为的逆向激励等问题。改进指标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积极推进中央和地方之间关于事务和管理权划分的结构性改革,发挥民众和社会力量对政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建立成熟长效的现代国家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