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基于对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1970~2015年间收入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两指标的变化态势的分析,揭示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生育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低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不明显,总和生育率保持在4以上。(2)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其中大多数国家总和生育率集中在生育更替水平附近。(3)通过构建交互项发现,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与家庭政策的强弱有关。据此,本文预设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生育水平变化的三种可能模式。

简介：与隔代抚养在中国生育(率)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的是,隔代抚养从定义到测量都鲜有讨论。这集中表现为有关隔代抚养的数据差异悬殊。文章认为,其原因在于各数据对隔代抚养的测量并不一致。进一步,文章梳理和比较了各数据中相关测量的异同,发现各测量主要存在“替代”测量、“支持者角度”测量、“主观”测量和“孙辈年龄未限制”测量等问题。本文主张,在家庭生育决策视角下,隔代抚养的测量应向“直接”测量、“被支持者”角度测量、“孙辈年龄受限制”的测量、“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相结合的测量方式转变,因为并非所有的隔代抚养都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简介：少数民族地区光棍的产生有其独特机制。以黔东南B乡侗寨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族群认同、高密度亲缘“拉力”与传统婚姻规范共同形塑女性“逆外流化”,既成为强化本地通婚圈的力量,但也造成本地通婚圈内婚姻资源供需错位,婚姻“寻觅”被迫走向全国婚姻市场。悖论在于,在非积累型家计模式下,本地男性的家庭积累能力难以支付全国婚姻市场上的女性“要价”,且男性个体教育水平、社交能力等综合素质条件较差,难以与其他地区的男性竞争。在这种弱竞争力下,少数民族地区男性既无法从全国婚姻市场上获得婚配机会,又难以在本地通婚圈内获得充沛的婚姻资源,其婚配几率受到双重结构挤压,因而光棍产生具有结构必然性。缓解光棍压力及其社会后果,关键在于教育水平提升、破除婚姻禁忌及优化劳动力配置,提升婚姻竞争力。

简介：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利用线性概率模型及Logit和Probit模型检验了老年照护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制约作用,并进行分样本回归,进一步论证了村里提供的老年照护公共服务在缓解这一制约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上述发现意味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当前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劳动力,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该部分劳动力释放出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简介：基于婚姻通过提升个体、改善家庭条件、积累家庭资本责任从而影响就业选择的研究假设,本文以城市中已达法定婚龄且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为研究对象,分析婚姻状态对其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婚姻显著地影响低保对象就业情况、再就业行为和再就业意愿。已婚低保对象的再就业情况好于未婚者,其再就业行为、意愿更积极。与已婚的低保对象相比,未婚的低保对象更容易失业,而在失业后再就业的意愿和积极性都更低。家中有老人的低保对象,就业和再就业的可能性降低。建议社会救助中对受助者的就业政策应兼顾个体激励和家庭帮扶。

简介：近代广西瑶族人口的变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以都安县瑶族为例,1936年都安县有万余瑶人,随后在国民党特种教育等政策的影响下,瑶族人数不断减少。及至1947年前后,该县仅剩四千余瑶人。然而,1950年代初期,在新民族政策的影响下,当地瑶族人数突然增多,并迅速超过民国时期的统计人数。因而,从瑶人变为普通民众或方向相反的变化,明显受到了瑶人外部的政治因素的影响。

简介：新世纪之交,伴随大量青壮年流出,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探讨其时空演变及驱动机理,对正确应对人口老龄化十分必要。以四川省为例,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等方法,分析其1990-2010年间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人口老龄化呈现“东高西低”的总体格局。(2)1990-2010年间,人口老龄化均值由8.98%增至16.39%,全面进入老龄型社会,步入老龄型的县域多分布在东部盆地,空间极化增强,并向东偏南方向移动,呈现显著的盆地化效应。(3)人口老龄化总体空间集聚性显著,热点区由西北—东南走向转变为西南—东北走向,冷点区从西南部扩展至整个川西地区。(4)各因素在局部区域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不同,空间差异变动明显。持续降低的出生率、死亡率推动了老龄化,较高的迁出率加剧了老龄化,迁入率则缓解了老龄化,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较高,教育水平的影响为负,医疗水平既有抑制也有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