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建国前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仅有五十多人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二百多万党员、数百万军队,领导着近五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管理是成功的。因此,从中发掘具有一定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和方法,并把它总结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学和管理学理论体系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的探索。一、领导模型框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领导实践活动告诉我们,要实现有效的领导和管理,必须重视下列四个因素:第一是观念,它是一个组织或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所应确立和具有的世界观、理想、信仰、目标、意志、作风和价值观;第二是组织,它包括组织结构的具体形式及其分布,包括组织成员之间、各个分组织之间、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形式和

简介：《消患报》登出刚解密的关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14日召开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文献。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斯大林逝世三年后召开的。代表大会前11天都按规定日程进行：工作报告、对下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新的巨大发展”计划。骤然发生变化的是在第12天，2月25日的秘密会议是代表中谁都未曾预料到的，因为这次会议没有列入大会日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的讲话似乎已超出大会范围。这在后来给狂热的斯大林分子提供了口实说《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著名报告是不合法的。2月份以前，任何人对报告都一无所知。尽管苏共中央书记彼·波斯佩洛夫领导的平反委员会已着手工作。中央全会关于报告的决议是秘密通过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对报告内容只知道个大概。而报告日期甚至在大会开幕当天也没有确定下来。赫鲁晓夫本人有几天根本没有在大会上露面。由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热情地提供给《消息报》的大部分文献都刚刚解密，属首次发表。遗憾的是。由于栏目所限只能摘引部分短小的片段。在何处可以看到赫鲁晓夫的报告第一书记发言结束后礼堂里没有响起必然的雷鸣般的掌声，而是笼罩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没有展开讨论。大会关于报告的决议只有一句话：“听取……肯定……采取措施确保完全消除。”一致通过的还有“目前暂不发表”的提议。这个“目前”一拖就是33年。在这33年中报告文本从未在苏联见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载于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杂志“党的档案”栏目中。今天想要看这个报告的人即使能看到，也要费点力气。他们中谁都不敢违抗暴君之命在3月5日作出向党员通报报告内容的决议。但世界在此之前显然已探听到这一耸�

简介：马克思一边对资本主义发动激烈的批判,一边对自己时代的种种正义言说给予冷嘲热讽,这种独特的姿态既给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蒙上一层暧昧的色彩,同时也给人们反思＂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在英美学界,塔克尔第一个描绘了＂反对正义的马克思＂的思想形象,而伍德则追随塔克尔,就马克思的＂正义批判＂提出了更加繁富而细密的论证,布坎南把塔克尔和伍德的这种观点称之为＂塔克尔—伍德命题＂。本文力图从起源处展示＂反对正义的马克思＂的思想原像并对英美学界的此一论辩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价,通过这种方式,希望能够真正廓清正义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原始位置并进而通达研究正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境域。

简介：阿格里塔从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积累模式或调节模式的演变过程。在他看来,不管是泰勒制、福特制还是后福特制积累模式,都是为了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前一个积累模式中的阶级斗争而产生的。在对福特主义积累模式的形成与危机的解读中,阿格里塔不仅很好地贯彻了上述思路,而且还仔细地探讨了这一积累模式把劳动过程与消费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特点。应该说,阿格里塔的调节理论体现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不同的新的左派理论思路,但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阶级斗争线索,不是以历史观尤其是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阶级斗争,而只是经验政治层面上的阶级斗争。他的调节理论所具有的理论局限从根本上说是与此相关的。

简介：首先从马克思企业和工资市场定位理论出发,构建社会总消费需求模型。然后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平衡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消费对生产资料需求或投资需求的传递效应模型;并建立投资的倍加效应模型和投资的周期与增长统一模型,建立社会投资需求模型。最后,由社会消费需求模型和社会投资需求模型,建立社会总需求模型;由此可以说明国民收入决定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价值、价格和货币理论出发,构建价格总水平上涨(inflation)模型。所有这些模型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宏观经济模型,为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提供了研究和决策的数理分析基础,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