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SCAP）高龄患者经气管插管机械通气（ETI-MV）拔管后序贯无创正压通气（NIPPV）的时机。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选择2017年7月至2019年8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加强医疗病房（RICU）连续收治的年龄≥75岁、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6年版）》诊断标准的SCAP高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入RICU后均以ETI-MV作为初始呼吸支持治疗手段；当达到肺部感染减轻窗口时拔除气管导管，然后序贯NIPPV治疗。记录患者性别、年龄、基础疾病以及入RICU时体温、心率（HR）、呼吸频率（RR）、氧合指数（PaO2/FiO2）和入RICU 24 h内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英国胸科协会改良肺炎评分（CURB-65）、肺炎严重度指数（PSI）评分，同时记录患者ETI时间和次数、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和误吸发生情况、总机械通气（MV）时间、R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和RICU预后。根据ETI时间将患者分为ETI≤7 d组和ETI>7 d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SCAP高龄患者ETI>7 d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危险因素的预测价值。结果共50例SCAP高龄患者纳入最终分析，其中ETI≤7 d组24例，ETI>7 d组26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ETI≤7 d组比较，ETI>7 d组患者合并脑血管疾病的比例及VAP、误吸发生率均明显升高〔46.2%（12/26）比16.7%（4/24），61.5%（16/26）比16.7%（4/24），69.2%（18/26）比25.0%（6/24），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VAP和误吸是SCAP高龄患者ETI>7 d的独立危险因素〔VAP：优势比（OR）＝4.852，95%可信区间（95%CI）为1.076～21.877，P＝0.040；误吸：OR＝5.903，95%CI为1.474～23.635，P＝0.012〕。ROC曲线分析显示，VAP预测SCAP高龄患者ETI>7 d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24，其敏感度为61.54%，特异度为83.33%，阳性预测值（PPV）为80.00%，阴性预测值（NPV）为66.67%，阳性似然比（PLR）为3.69，阴性似然比（NLR）为0.46，约登指数为0.45；误吸的AUC为0.721，其敏感度为69.23%，特异度为75.00%，PPV为75.00%，NPV为69.23%，PLR为2.77，NLR为0.41，约登指数为0.44。预后指标分析显示，与ETI≤7 d组相比，ETI>7 d组患者再插管率和RICU病死率均明显升高〔53.8%（14/26）比4.2%（1/24），38.5%（10/26）比12.5%（3/24），均P<0.05〕，且总MV时间、RICU住院时间和总住院时间均明显延长〔总MV时间（d）：23.8±11.8比11.3±3.1，RICU住院时间（d）：30.6±14.1比16.0±5.1，总住院时间（d）：33.0±14.9比20.2±6.1，均P<0.01〕。结论SCAP高龄患者如在7 d内拔除气管导管序贯NIPPV治疗，则可能有助于降低病死率，缩短MV时间；如患者发生VAP和误吸导致ETI时间延长，则序贯NIPPV的作用较小，预后较差。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无创正压通气（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NIPPV）治疗病毒性肺炎所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的疗效。方法自2017年12月至2019年6月在连续收住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加强医疗病房（RICU）的患者中，按照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筛选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给予NIPPV作为初始呼吸支持治疗方式，根据是否需要气管插管（endotracheal intubation，ETI），分为NIPPV失败组和NIPPV成功组。采取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NIPPV失败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危险因素对NIPPV失败的预测价值。结果有43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NIPPV失败组16例（37.2%），成功组27例（62.8%）。院内感染发生率[44%（7/16）vs 0（0/27）,χ2=11.082, P<0.05]及病死率[50%（8/16）vs 7%（2/27）,χ2 =7.965, P<0.05]在NIPPV失败组显著升高。单因素分析显示，失败组入院时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估评分（APACHEⅡ）较高（19.13±1.93 vs 17.44±1.55，t=-3.134, P<0.05），合并感染比例[56%（9/16）vs 15%（4/27），χ2=6.33，P<0.05]以及早期使用NIPPV不足的患者占比[69%（11/16）vs 26%（7/27）,χ2=7.57, P<0.05]均较高，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院时APACHE Ⅱ评分[OR=1.941，95%CI：1.159~3.249，P=0.012]，合并感染[OR=8.602，95%CI：1.267~58.416，P=0.028]；早期使用NIPPV不足（OR=10.06，95%CI：1.592~63.527，P=0.014）是NIPPV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显示，入院时APACHE Ⅱ评分对NIPPV失败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曲线下面积（AUC）为0.748，敏感度为62.5%，特异度为74.1%；早期使用NIPPV不足的AUC为0.714，敏感度为68.8%，特异度为74.1%；合并感染的AUC为0.707，敏感度为56.3%，特异度为85.2%。结论病毒性肺炎所致的ARDS早期持续使用NIPPV治疗，可减少ETI，降低病死率，但是重症ARDS或合并感染患者不宜选择NIPPV。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病毒性肺炎所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实施气管插管机械通气（ETI-MV）的影响因素，为个体化选择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1月至2022年3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收治的病毒性肺炎所致ARDS患者。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伴随疾病、并发症、临床症状和体征、辅助检查数据、ARDS严重程度、感染病毒种类、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呼吸支持方式及预后相关指标，对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对实施ETI-MV的预测价值。结果共117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ETI-MV组61例，轻度、中度和重度患者ARDS分别为3例（4.9%）、39例（63.9%）和19例（31.1%）；非ETI-MV组56例，轻度、中度和重度患者ARDS分别为16例（28.6%）、38例（67.8%）和2例（3.6%），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ETI-MV组与非ETI-MV组入RICU 24 h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ng/L：104.0±90.0比62.4±76.0）、氧合指数〔PaO2/FiO2（mmHg，1 mmHg≈0.133 kPa）：123.9±30.9比173.6±28.5〕、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3/4肺野的病例占比〔85.3%（52/61）比21.5%（12/56）〕、APACHEⅡ评分≥16.5分〔67.2%（41/61）比42.9%（24/56）〕、院内侵袭性曲霉菌感染占比〔14.8%（9/61）比3.6% （2/56）〕、院内细菌感染占比〔16.4%（10/61）比3.6%（2/56）〕以及病程中最低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个/mm3：192.2±35.8比215.0±58.3）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RICU 24 h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3/4肺野〔优势比（OR）＝12.527，95%可信区间（95%CI）为3.279~47.859，P<0.001〕、APACHEⅡ评分≥16.5分（OR＝30.604，95%CI为4.318~216.932，P＝0.001）、PaO2/FiO2（OR＝0.948，95%CI为0.925~0.972，P<0.001）、CD4+ T淋巴细胞计数（OR＝0.975，95%CI为0.955~0.995，P＝0.015）以及院内细菌感染（OR＝38.338，95%CI为1.638~897.158，P＝0.023）是选择实施ETI-MV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下面积（AUC）显示，PaO2/FiO2对实施ETI-MV的预测价值最大，其AUC为0.903，截断值为151 mmHg时，敏感度为91.1%，特异度为95.1%；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的AUC为0.809，截断值为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3/4肺野时，敏感度为85.2%，特异度为78.6%；APACHEⅡ评分对实施ETI-MV预测价值最小，其AUC为0.704，截断值为16.5分时，敏感度为83.6%，特异度为57.1%。结论对于病毒性肺炎所致ARDS（尤其是中度ARDS）患者，PaO2/FiO2依然是选择ETI-MV的经典参考依据，但入RICU 24 h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以及临床上病情严重程度可提供不同的参考视角，有助于判断ARDS患者是否选择ETI-MV。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合并不同血压昼夜节律的高血压病患者夜间血压的影响。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2021年4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睡眠医学中心行多导睡眠图（PSG）监测并符合本研究入组标准的61例OSAHS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PSG监测时同步对其行夜间连续无创血压及心率变异性监测。采用频域分析方法，以低频率/高频率来间接反映交感神经活性。根据夜间收缩压下降率分为：正常昼夜节律组（夜间血压下降率≥10%），昼夜节律减弱组（夜间血压下降率为0~10%），夜间血压增高组（夜间血压下降率≤0）。分析比较组内及组间CPAP治疗前后的睡眠呼吸紊乱参数，血压参数，交感神经活性等。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CPAP降压作用的影响因素。结果三组间的睡前收缩压，OSAHS疾病严重程度，嗜睡评分，入睡前清醒期交感神经活性等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基线相比，CPAP治疗后的整体睡眠期血压水平出现了微弱的下降［收缩压下降4.6 mmHg（1 mmHg=0.133 kPa），舒张压下降2.4 mmHg；均P<0.001］。亚组分析发现，夜间血压增高组收缩压较基线值平均下降11.1 mmHg，舒张压下降4.9 mmHg（均P<0.001），而正常昼夜节律组及昼夜节律减弱组的血压水平在CPAP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另外，三组睡前清醒期交感神经活性无差异，而睡眠期交感神经活性呈递增趋势。夜间血压增高组CPAP干预后的睡眠期交感神经活性较基线水平降低（P<0.001），而其他亚组在干预前后无差异。在控制年龄等基线资料后，回归方程显示，睡眠期血压下降幅度与夜间血压增高型血压节律（收缩压：β=0.548，P=0.002；舒张压：β=0.454，P=0.013）及夜间平均脉氧饱和度的改善程度密切相关（收缩压：β=0.410，P=0.046），而与OSAHS疾病严重程度，日间嗜睡，基线血压值均无相关性。结论对于合并高血压病的中重度OSAHS患者，夜间血压增高型血压节律是预判其可从CPAP治疗中获得降压作用的有效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