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目的探讨产后早期抑郁筛查阳性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1年3月1日至4月30日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住院分娩的产前抑郁筛查阴性产妇2 889例，在产后5～7 d进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评分、家庭关怀指数量表（Adaptation Partnership Growth Affection Resolve，APGAR）评分及相关生活习惯的横断面调查。根据产后5～7 d EPDS评分是否<13分分为抑郁筛查阴性组2 354例和抑郁筛查阳性组535例，采用χ2检验或趋势χ2检验、秩和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抑郁筛查阳性的影响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提示本人性格、夫妻关系、家庭功能、孕期睡眠、孕期吸烟、孕期饮酒、产前EPDS评分、分娩方式、是否中转剖宫产、是否产钳助产及阴道分娩总产程、产妇转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前置胎盘、双胎妊娠、胎位异常、早产、产后出血及合并症/并发症≥3个在2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本人性格外向（OR=0.483，95%CI：0.369~0.632）、夫妻关系和睦（OR=0.540，95%CI：0.442~0.691）和孕期睡眠好（OR=0.340，95%CI：0.245~0.471）是产后早期抑郁筛查阳性的保护因素，本人性格内向（OR=1.632，95%CI：1.275~2.088）、夫妻关系差（OR=3.495，95%CI：1.946~6.276）、家庭功能中度障碍（OR=4.038，95%CI：2.667~6.114）和严重障碍（OR=20.234，95%CI：2.446~167.364）、孕期吸烟（OR=2.071，95%CI：1.315~3.263）、饮酒（OR=1.924，95%CI：1.142~3.243）、双胎妊娠（OR=2.680，95%CI：1.435~5.005）、前置胎盘（OR=2.567，95%CI：1.316~5.009）、合并症/并发症≥3个（OR=1.876，95%CI：1.316~2.674）、产钳助产（OR=3.043，95%CI：1.185~7.816）、中转剖宫产（OR=1.917，95%CI：1.232~2.982）、产后出血（OR=1.668，95%CI：1.069~2.604）及产后转重症监护病房（OR=2.601，95%CI：1.112~6.086）是产后早期抑郁筛查阳性的高危因素。结论孕妇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身心愉悦；对于病情危重或有合并症/并发症的孕产妇应加强宣教，帮助其建立对疾病的正确认知。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13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