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抗战相持阶段最艰苦的1942-1943年,河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饥荒。河南省启动了勘灾和报灾机制,向中央请求赈济并减免军粮征实征购任务。中央政府始出于对地方报灾请赈的不信任和抗战全局的考量,对河南灾荒的介入较慢。围绕军粮减免,地方与中央以及各部委之间讨价还价、纵横捭阖,凸现了抗战与赈灾、征粮与拨款、中央调控与地方自筹、灾区与邻省以及党、政、军、民多维之间异趋共振的复杂利益格局。媒体尤其是外媒的干预,加速了中央赈灾体制的运作。国民政府最终采取了救灾和正面宣传交叉运用的两手策略化解了其统治合法性危机。究其原因,从赈灾社会化到政治化体现了近代国家统一和集权的进程。窥其利弊,大政府救灾体制的形成具有一体两面辩证的双重性特征。
出版日期
2017年03月13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