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代立法与司法实践主要受皇帝和官方自我利益因素的驱动，将诉讼事件大致分为词讼（或细事）与案件（或重情）两大类。前者常指户婚、田土等州县官自理型诉讼，后者多为徒刑以上案件，包括人命、强盗等严重的犯罪。这种分类标准既与案情本身性质与构成要素有关，同时也包括事后判决结果及量刊轻重。这两类诉讼的告诉时间规定及裁决依据各有不同：清代法制默许官员对词讼可忽视现有法条，不依法审理，当事人的告状时间有一定限制；对于案件，则要求官员依法审理，虽然诸如刑部官员可能运用比附等法律适用方法，但依然是以制定法为依据而展开，这对案件判决有决定性影响。词讼与案件的分类以及官府贬低词讼的态度，显示了官僚集团的自利倾向。这种司法环境促使词讼当事人采取一些无可奈何的制度性回应方式。
出版日期
2012年05月15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