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海权的另外一条路径

理解海权的另外一条路径

师小芹

[内容提要]19世纪后半期袁正当马汉海军战略理论风靡全球之时袁产生了以朱利安窑科贝特为代表的野英国学派冶海权理论袁它强调海权的相对性尧保护海上交通线的重要尧商业封锁尧陆海协同和两栖作战等遥20世纪的战争史全面印证了朱利安窑科贝特的海权理论对于海权帝国运用海权影响国际政治事务袁特别是影响陆地事务的战略思路遥了解朱利安窑科贝特海权理论袁将有助于我们分析理解当代海权国家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运用海权的可能选择遥

[关键词]朱利安窑科贝特海权理论海权帝国

[作者简介]师小芹，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241(2010)01-0056-08

自中国海权成为一个国际关系议题以来，马汉[1]的作品和理论原则成为中国学界和政界援引的第一指向。我们从马汉的作品中寻求指南，也按照马汉的理论原则来理解美国海权。的确，马汉不仅奠定了海权作为国家治国方略的地位，而且孜孜不倦地探索海权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具体关系。他为许多国家的海权追求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也为海权研究设定了基本框架、主题和研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海权研究都必须通过马汉这座桥梁。但仅仅知道马汉却是危险的。除了其海权论的扩张性在过去已经受到足够多的批判之外，马汉的海军战略原则也经常无法被二十世纪的战争实践所印证。马汉认为，海军以追求制海权为最高目标，舰队决战是获得制海权的根本手段，战列舰是舰队的主力和灵魂，是国家通向海权帝国的恒久原则。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没有为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提供经验支持。舰队对舰队的决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唯有日德兰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有塔兰托海战和中途岛海战。相反，海军在20世纪重大战争中体现的护航保护功能、两栖作战功能以及商业摧毁功能在马汉理论中都被列为海军的次要功能。更糟糕的是，马汉的一些理论原则在不断的被引用和被阐释中被教条化了，甚至不加辨别地变成现实政策。马汉理论自身的缺陷和一些国家对它的教条式信仰和错误运用，都留下了苦涩的教训。这一点，无论是具有悠久海权传统和丰富的海权运用经验的英国，还是在现代海权道路上起步较晚却野心勃勃的德国和日本，都有深刻的体会。

有一个学派与马汉不同，那就是以朱利安窑科贝特(JulianCorbett)为代表的英国海权理论流派。朱利安窑科贝特生于1854年，卒于1922年。他在剑桥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却热衷于海军史研究。科贝特的第一本作品《德里克与都铎时代的海军》（DrakeandtheTudorNavy）直至1898年才问世。此后，他陆续出版了《英国与地中海（EnglandintheMediterranean）（1904）、《七年战争中的英国》（EnglandintheSevenYears’War）(1907)、《特拉法尔加战役》（TheCampaignofTrafalgar）(1910)。在此期间他于1900年被聘为位于格林威治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讲师。1911年，科贝特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海上战略原则》，从此奠定了他作为海军战略理论家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贝特受命编写具有半官方色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海军作战》（HistoryoftheGreatWar:NavalOperations）的前三卷，再次阐明了他的海权理论思想。

一科贝特海权理论的基本内容

科贝特海权理论的基本原则与马汉有很大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1）国家的海上战略是为陆地事务服务的，任何海军战略在制订之时都应与它指向的陆地事务相联系。在具体运用方式上，海军与陆军必须紧密配合方是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2）海上有限战争是英国权势的根源，即利用强大海军对大陆进行边缘封锁，必要时派遣小规模登陆部队扭转战局。（3）制海权在绝大多数时间是处于争夺之中，绝对制海权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很少出现的现象。（4）保护海上交通线的畅通是拥有制海权的最终衡量标准，而消灭敌方主力舰队并非取得制海权的唯一条件和必然要求。（5）不认为兵力集中和舰队对决具有绝对的决定性意义。其具体内容阐述如下：

1.制海权及其实现方式

科贝特始终反对把海权的作用绝对化。他认识到马汉对于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过于相信海权的威力，完全忘记了在与强大的陆权国的战争中，海权的力量是多么有限。[1]海权自身没有独立的意义，无论是消灭敌方主力舰队，还是将敌人封锁在港口之内，还是对商船队进行护航，其最终目标都是影响陆地事务。因为人们应该看到，海洋与陆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不同。人类无法征服海洋，因为领海之外的海洋不属于任何人，军队可以在敌陆上领土内活动，却无法在海洋上生存。因而，除了鱼类资源以外，公海对人类生活的唯一价值在于它的通道意义。[2]因此，人类进行海上作战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占领海洋，而是为了获得和确保能够自由地利用海洋。

而且，马汉的制海权理论也应进行压缩。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海洋的正常状态不是处于某国控制之下，而是处于一种非控制状态下，实际上海洋的控制权通常是处于开放争夺的状态。[2]87因此，在制定战争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制海权的不同状态和不同程度，每一种状态或者程度都有其自身的用处和局限。制海权从时间维度看，不是永久的；从地理界限看，不是无限的。时间上，制海权可以被分为永久的和暂时的；空间上，制海权可以被分为全面的和局部的。科贝特在制海权问题上的立场为制海权问题上的非零和关系奠定了基础。[3]

既然绝对制海权并不是海权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马汉所青睐的战列舰—大舰队决战思想也不应是海军追求的首要目标。战列舰—大舰队决战论相信以战列舰为中心的主力舰队之间的决定性作战是确保实现制海权的关键。但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即使在具体的海军战略层面，与战列舰决战相对应的陆战的力量集中原则也不能简单搬用至海战。力量集中原则在海上往往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当面临优势对手时，敌人可能选择避免出战。对付一支躲在港口内拒不出战的舰队，如果没有陆军在陆地上的协助，再强大的海军也只能在港口进行封锁。[4]面对这种情势，强大的、寻求决战的海军发现自己被迫陷入一种无所作为的状态。而且，一方集中的力量越强大，另一方拒绝接战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一方越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以攻击对方主力，它在海上交通线方面的力量就越发受到削弱，而弱势一方拒绝决战、转向攻击防守较弱的海上交通线的动机就越强烈。科贝特发现，迫使弱势一方集中力量非常困难。因为面临强大的集中力量，弱势一方海军会分散其力量对强势方进行袭扰。或者，原本以寻求决战为目标的海军不得不转向进攻对方的海上交通线等间接方式来迫使对方出战，致使舰队决战最后不得不尴尬地让位于原先认为是“次要”的任务。力量集中原则不得不面临力量分散的尴尬现实。

舰队决战不仅可能是不现实的，很多时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在英国海军巨大身姿的阴影下，弱小舰队会避免与英国海军正面交锋。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寻求与对方舰队的决定性战斗，只会使英国海军忽视了更重要的目的，即充分利用海洋。也就是说，获得制海权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使海洋为己所用，而不是为了消灭敌人。寻求舰队决战而不得的后果使海上交通线的争夺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封锁具有天然的缺陷，即总有一些被封锁的力量能够突破封锁线，所以强势海军的封锁并不能得到绝对的制海权。双方仍然会在海上交通线的控制上展开争夺。由此可见，制海权的最现实的核心意义就是控制海上交通线，无论是用于商业用途还是军事用途。[1]

2.海上有限战争和英国海权的强盛

1907年科贝特出版了《七年战争中的英国》（EnglandintheSevenYears’War）一书，将英国与法国霸权争夺战争中的成功经验归之于时任英国战争事务大臣（PrincipalSecretaryofStateforWar）的威廉·皮特的战略。皮特相信英国的优势在于海上力量，而不是陆地力量；英国的利益也在海外，包括北美、加勒比地区和印度，而不是在欧洲大陆占据领土。因而他与普鲁士的腓特烈结盟，资助腓特烈与法国人交战，将法国的力量束缚于欧洲大陆；同时利用强大的英国海军封锁法国的港口，分割法国舰队，牵制法军对腓特烈的行动。其余的英国海军力量则在海外地区展开远征行动和两栖作战，为扩大英帝国的版图而战。[2]科贝特对皮特的此种战略思想极为推崇，认为依靠大陆盟友实施陆上战争，运用英国海军在大陆边缘行动，通过在陆上守势获取在海外采取攻势的自由，才是英国建立和维持一个世界帝国的根本途径。

在1911年的《海上战略原则》一书中，科贝特进一步将皮特的战略思想概括为海上有限战争。海上有限战争的概念源于他对克劳塞维茨有限战争概念的批评和延伸探讨。科贝特肯定了克劳塞维茨从无限战争和有限战争的角度对战争加以区分的重要意义，但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有限战争理论在陆地国家的战争中很难实施，原因在于在接邻的陆地国家中，并不存在有限的目标。许多目标看上去是有限的，但事实上并不是有限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地理范围有限的目标在政治上可能具有无限的重要意义，对方宁愿倾尽全力来维护这些目标，二是这些地理范围有限的目标是对方领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存在能够阻碍对方保有这些目标的战略障碍。对方倾尽全力来保护这些目标将使战争迅速转变成无限战争。因而，陆地战争常常会演变成代价高昂的无限战争。[1]52按照上述两个标准，陆地国家的战争，特别是在拥有共同边界的陆地国家之间很难找到有限目标，也就很难进行一场有限战争。与陆地国家在制定有限战争计划时面临的困难相比，海洋帝国在海外的争夺非常适用于有限战争的理论。因为没有哪块海外土地是欧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这些地区可以通过海军行动孤立出来。因此，在科贝特看来，理想的有限目标，无法在陆地战争中找到，唯有转向海洋或者兼具陆海性质的战争中才能找到。也唯有海权帝国方能将有限战争概念加以运用，陆权国家由于缺少海军实力也无法进行这类战争。

简而言之，科贝特所言的目标的有限性只有一个标准，即战争足以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不至于扩大成一场无限战争。有鉴于此，科贝特得出结论，唯有岛国或者被大洋隔开的大国才有能力进行有限战争。一方面，远方的一片领土与本土相比，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其利益都是局部的、有限的。另一方面，岛国或者被大洋隔开的大国享有的制海权能够保障对方无法将陆上战争转成海上战争，并反攻到进攻方本土。[1]科贝特指出，利用强大的海军阻止对方的力量进入海上，而专注于从对方夺取有限的目标，使对方缺少动力，或者没有实力为某一小片领土动员全部战争潜力。这才是科贝特所言的制海权的意义所在。

但是，通过有限海上战争在海外进行领土征战的经验，是否同样能实现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战略目标？无论英帝国的版图在海外如何扩张，欧洲大陆的事务永远是影响其利益的首要因素。对于这个问题，科贝特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陆上有限战争理论。也就是说，英国并不完全反对介入陆上战争，但英国并不会派出规模庞大的登陆部队与陆上强国进行对称性作战，而是派出小规模的分遣队赴大陆遂行任务，使这支有限的力量作为大陆盟友无限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发挥作用。这种陆上战争是英国制海权的派生物。制海权赋予英国选择战区的自由，英国可以在与大海相邻的大陆濒海区选择相对独立的战区，避免支援大陆盟友被无限卷入陆上战争。[1]57-63科贝特称这类有限战争为海洋性的或者叫英国式对大陆事务的有限干预战争，亦有人称之为边缘性战争。

科贝特以拿破仑战争为例进一步论证英国式战争的特点。他指出，被誉为决战经典的特拉法加海战事实上并没有能阻止拿破仑控制欧洲大陆。相反，英国海军与欧洲大陆国家的陆军之间联合作战构成的压力才是打败拿破仑的根本原因。拿破仑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英国派到道恩的3万人，足以瘫破仑战争的结局证明英国的两栖作战能够遏制远比它强大的陆上力量，与它投入的力量相比，它获得的效果完全是事半功倍。英国人的海上优势使英国可以自由选择最有利于已方的地点，或者敌人最薄弱的位置登陆作战。科贝特还指出，统治被征服地区对于刚经过大战的国家来说往往力不从心。如果英国在此时派出一支生力军，就可以轻巧地扭转局面，坐收渔利。[1]67因此，科贝特得出结论，正是英国运用其海上力量的独特方式才能够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通过小心谨慎地在平时和战时运用其海上力量，英国可以封锁欧洲大陆以施加压力，也可以在海外攻击敌人的殖民地或其他资产，还可以在必要时派部队登陆。英国战略的精髓就在于灵活运用海权与陆权，实现操纵欧洲均势的目的。

这正是英国海权强盛的秘密。在免除了本土安全的忧患之后，强大的英国海军护卫着本土与海外殖民地之间的军事和商业活动，通过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并在遥远的地方攻城掠地，建立起一个由海洋连接在一起的广大帝国。

3.远距离封锁尧舰队结构转型和战略防御

在长期的海战实践中，英国海军逐渐形成了“进攻是海军之灵魂”的认识。这一传统认识在得到马汉的理论支持后进一步得到巩固。但科贝特发现对进攻的教条信仰是由英国海军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造成的。随着鱼雷艇和驱逐舰对英国海军优势带来的挑战，进攻，特别是战略进攻原则也需要重新考虑。

鱼雷艇，以及后来的潜艇，迫使英国海军不得不由长期奉行的近岸封锁战略转向远距离封锁战略。在航海时代，“以敌人的海岸线为前线”是可行的，因为海岸火炮的射程通常难以超出其港口深度。英国海军可以守候在敌方港口，把敌方舰队封堵于港口之内。随着鱼雷技术和驱逐舰的出现，大型水面舰艇本身的防御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在对敌方进行封锁时，首先要保护大型水面舰艇的安全，至少要保持在这两种新型舰艇作战半径的一半距离之外。科贝特写道：“我们最珍视的战略传统已被彻底颠覆。我们战列舰队的‘适宜位置’一直是‘敌人的海岸’，但现在那正是敌人最乐意见到的。……最重要、最困难、最耗神的，是如何对战列舰队进行防御，”而不是如何提高战列舰队的进攻能力，因为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1]122

不过，执行封锁任务的优势海军也可以通过布雷等措施来阻止被封锁舰队出海，还可以利用经过改进的通讯技术增加舰队的机动性。因而，封锁仍然可以进行，只是近距离封锁让位于远距离封锁。[1]206远距离封锁意味着英国的前沿战线不得不从敌人的海岸线不断后撤。甚至，最后的前沿线有可能到达英国本土边界，即退至防御位置。但是，对于科贝特这一代学者来说，战略防御，而不是进攻，具有无法回避的紧迫性。事实是，鱼雷艇以及后来的潜艇等小型舰艇作用的提高，使英国面对的防御问题不仅限于舰队防御，而且也扩大到战略防御层面。正如科贝特所分析的，小型舰艇在提高了法国等国的进攻能力、加强了英国的防御需求的同时，也为英国进行战略防御提供了可能。科贝特认为，小型舰艇有利于防御一方。在小型舰艇时代，英国在战略防御上的处境甚至得到了加强。因为对英国这样的岛国进行侵略，侵略者除非获得绝对制海权，即消灭英国舰队之后，才有希望登上英国的土地。这就使侵略者的战略处于两难之中。要入侵英国本土，任何侵略都必须首先与英国争夺其周边海域的制海权。为了夺取制海权，侵略者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将舰队主力与航渡部队分开，希望舰队主力吸引英国海军主力，使航渡部队能够登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可以将舰队主力置于侵略者的舰队主力与航渡部队之间，以主力牵制主力，然后以自己的小舰队来进攻侵略者的航渡部队。另一选择是为航渡部队提供强有力的护航，同时还要努力吸引尽可能多的英国主力以减轻航渡部队的压力，但这会给入侵者的力量分配带来极大的压力。此时，它要么面临先是主力被消灭，接着航渡失败的结局；要么集中全部主力以对付英国主力，而使航渡部队面临英国小舰队的压力的局面。小舰队力量于是成为英国防御的重要力量。

小型舰艇作用的提高带来的是更为复杂的舰队结构问题，即一支舰队如何按照不同功能决定舰种比例，以有效实现战略目标。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如何使舰队中的主力舰队和小型舰队相互策应，达到功能互补，有效实现战略目标。在1904-1909期间担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的约翰·菲舍尔（JohnFisher）任内，英国一度在舰队结构上尝试转型。菲舍尔指出，潜艇技术使法国在英吉利海峡取得了与英国几乎一样的地位。英法双方的大型水面舰艇在英吉利海峡之内将受制于彼此的潜艇，施展威力的空间大大下降。但潜艇技术虽然使法国海岸离英国更为遥远，但也使法国对英国的侵略更加困难。英国仅需一支小舰队就可防御来自海峡对岸的进攻。而且，小舰队的可靠性还使英国可以把大型舰艇部署在其它水域，保护更为广阔的帝国利益。[1]但菲舍尔对英国海军的改革并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取得共识，而且，菲舍尔本人对“无畏舰”的热情和各国海军对“无畏舰”的恐慌，使他们没能及时、充分地认识到小型舰艇在整个舰队结构中的地位的上升，以及保持主力舰和小型舰艇之间的适当比例。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用于舰队决战的主力舰充足，但用于保护海上交通线和其它防御性任务的小型舰艇却不足，证明了科贝特的远见。

菲舍尔在尝试进行舰队结构转型方面的失败，根源在于英国战略思想中对防御的排斥。在英国海权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英国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进攻是英国海军的灵魂，防御的概念只属于那些弱小的或者处于守势的海军。尽管科贝特说“防御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是一种警惕的态度”，[2]并且承认关于“海上不存在防御”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要建立起海上防御，先要通过进攻性行动来获得一定程度的制海权。而且，即使战略目标是防御性的，也必须通过进攻性的行动才能实现。遗憾的是，科贝特在进攻思想上的稳健立场和对战略防御思想的重视并没有被当时的海军决策者接受。英国海军委员会表示，科贝特贬低决战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3]

同样，科贝特对保护交通线的重视，对有限战争的强调，以及对陆海权平衡关系的关注，并没有在当时的英国战略实践中烙下痕迹。马汉理论，而不是科贝特理论主导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国海军战略思想。后来的历史证明英国人与德国人的两次海上交战都不是按照马汉的原则进行的。[1]英国在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面前濒临饿死边缘的现实只能证明科贝特理论更有说服力。甚至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由于过于执著于马汉的战列舰决战思想，忽视科贝特的护航思想，也不得不承受惨重的教训。

二科贝特海权理论的内在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科贝特理论的及时检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既证实科贝特在海上交通线、小型舰艇和战略防御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也显示出他的有限战争理论和商业封锁理论在面对陆上强权时的局限和缺陷。

1.有限战争与大陆承诺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英国海军成功地向法国运送了五个师的兵力。但在马恩河一役之后，西线变成了一片消耗战的泥沼，显示向大陆投放少量陆军显然无法帮助盟友取得决定性的陆上胜利。1915年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遂行的加里波利战役的失败，则暴露了国式有限战争的缺陷。尽管科贝特认为这次失败应归因于英国投入战争的决心不足，投机心理过重，忘记了唯有在“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能够在任何时间段中，且无需损及英国威望”的情况下才可投入此类战役的基本经验。[2]但显然，英国式有限战争需要在登陆部队的数量问题，即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界限究竟应该划在哪里，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论证。

2.主力决战尧保护交通线和商业封锁之间的矛盾

科贝特相信维护海上交通线安全的终极途径是取得制海权。在他看来，把保护海上交通线作为主要任务的海军是处于弱势的海军，而对于优势海军来说，海上交通线的保护是制海权自然而然的副产品。但出于对舰队决战的悲观和对控制海上交通线的重视，科贝特把实现制海权的途径转向商业封锁。他相信，强大的海权能够促成对敌人的大规模商业封锁，而在缺少制海权情况下的唯一选择只能是零星的商业袭扰。然而，尽管在制海权的范围和程度上不如歼灭敌方舰队得来的那样的广阔和彻底，但强大的商业封锁可以使敌人的力量发挥不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制海权，大大减轻交通线受到的威胁。

这种逻辑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决战和保护交通线之间分配力量。在陆上处于西线僵局的同时，英德主力舰队也在北海构成对峙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英国海军主力舰队成功地将德国海军封锁于其基地之内，从而获得自由利用大西洋海上交通线的制海权；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德国公海舰队在日德兰海战中逃脱被歼灭的命运，使英国海军在后面的战争中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资源对付德国的“存在舰队”，削弱了英国海军原本可用于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力量。二是如何使商业封锁有效。事实正好与科贝特的希望相反。与法国和德国这样的陆上大国相比，英国更依赖海上商业的顺畅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对英国海上交通线的袭击几乎将英国战时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而德国由于征服了广袤的土地而大大降低了对海外资源的依赖，加上陆地和空中新的交通手段使它无需控制海洋就可从陆上或海外得到所资源，对于英国的封锁并不如设想的那样敏感。与此同时，商业封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挥效用，而在战争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的背景下，海权将缺少足够的时间来展示威力。[3]

3.衰落的大国与维持海上强权的矛盾

强大的海权不仅需要成熟正确的理论指导，也需要坚实丰厚的经济基础。尽管科贝特为英国全球海权设计了精巧的理论，但英国实力的衰弱不可避免地侵蚀了理论的根基。19世纪后期，除了技术变化带来的挑战，英国的工业能力在许多领域正在被后发工业化国家赶超，新的敌人正出现在国际舞上。工业和技术地位的相对衰落给英帝国的财政带来了极大的限制。[1]对于以工业和技术为根基的现代海军来说，工业和技术相对优势的丧失，以及财政紧缩，就意味着海军的相对实力必然不断下降。离开财政支持的海权战略是难以为继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内阁完全放弃了远征作战计划。内阁1919年制定的“十年规划”（TenYearsRule）预计英国未来十年内将不会面临大战的危险，因而无需考虑远征作战问题。1931年，在参谋总长的建议下，内阁取消了“十年规划”，但警告说，在财政和经济形势如此严峻的关头，不能以此作为扩展远征作战的根据。在战争危险和有限的资源面前，英国主导战略思想转向依靠空军和陆军。[2]另一方面，在越来越能够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海军建设之中，英国人愈发需要从广大的殖民地汲取资源来增强自己的海军，也就愈发地依赖全球海上优势，帝国的命运前所未有的与海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霸权衰落的困局是科贝特海权理论面临的深层压力。

三科贝特海权理论的现实意义

尽管科贝特海权理论面世迄今已近一个世纪，但在完全不同的国际形势和技术背景中仍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以科贝特为代表的“英国学派”海权理论既是英国独特的岛国地理位置的产物，也与英帝国的海洋属性密切相关。其理论创新是讨论了海权大国面临的基本战略问题：第一，如何对待处于大陆之间的海洋，即制海权究竟是什么。第二，海军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在消灭敌人主力舰队、保护交通线和防御之间，如何确定先后缓急的顺序。第三，对陆地盟友提供支持的方式：海上边缘作战或者封锁支持还是大规模登陆作战，哪一种更为有效。这两种方式之间的矛盾展示了海权强国在做战略选择时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局限。因而，学习科贝特海权理论不仅可以促使我们了解强大海权国的战略思维，而且可以辨清海权理论的基本主题，使中国的海权理论研究有可资借鉴的学术基础。而且，虽然英国的全球海权已经被美国取而代之，但美国海权从很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科贝特的海权思想。如果我们检视一下今天的美国海权和海军战略，可以看到科贝特理论依然具有生命力。它仍然是分析美国海权的有用工具和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海权从岛屿位置影响大陆事务

美国人相信自己是一座位于世界海洋的中心岛，它相对于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类似于英国之于西欧大陆。因而，美国在欧洲具有与英国相同的目标：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中国在美国海权战略中已被视为潜在敌人，美国维持势力均衡的范围也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及其边缘地带。美国应对中国的架仍然是海权国如何应对陆上强国。因而，英国应对法国和德国的战略理论和经验，无疑可以借鉴来分析美国今天和未来将用何种理论和战略指导来应对中国。

2.制海权相对化的趋势仍在进行

美国当前的制海权要领强调控制海上交通线，强调“进入（Access）”权和控制咽喉水道，这更接近于科贝特的制海权概念，而不是马汉的制海权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海军就逐渐抛弃了“制海权（CommandoftheSea）”术语，转而使用更为狭义、更为现实的“海上控制（SeaControl）”。1972年美国海军上将亨利·埃克尔斯（HenryE.Eccles）按照时间和空间把对海洋的控制划分为五种类型：（1）绝对控制；（2）使用性控制（WorkingControl）；（3）处于争夺中的控制；（4）敌人的使用性控制；（5）敌人的绝对控制。[3]这种术语的变化，说明了美国海军对“潜艇和飞机的发展带来的海洋控制的局限的有意识的承认”，它“暗示对有限区域在有限时间内的更为现实的控制，……除了在极为有限的意义上，完全控制海洋为某人所用或者完全使其敌人不能使用海洋已经变得不可想象。”[1]近年来，制通行权（ControlledAccess）渐有取代海上控制术语的趋势。制通行权强调在沿海国向海一方的主权和管辖权局域扩大后的海上环境中美国海军自由通行、不受限制的权利。它的提出说明美国在制海权概念上仍在朝着有限制海权的方向发展。

3.在保持进攻态势和能力的同时袁重视远距离封锁和战略防御

科贝特的远距离封锁理论仍然鲜活地存在于美国今天的海军战略中。在今天远距离打技术大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海军提出了“边缘性前沿存在”的思想，即将前沿存在的基地往后撤退到敌人打击范围之外(大致位于海岸1,000英里以外)，例如关岛、西澳大利亚和迪戈加西亚等。[2]这是远距离封锁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新表象。以关岛为例，将更多的海上力量驻扎于此不仅可以摆脱驻在其它国家通常引起的主权纠纷，更重要的是它既可以避免要么力量过于集中而成为引诱陆地国家进行打击的重要目标，要么力量薄弱不足以展示美国的力量和决心，同时又可以避免过于远离而受制于“距离的专制”，为美军快速进入亚洲战区提供极大的灵活性。[3]与远距离封锁密切相关的战略防御概念也在美海军战略中得到体现。一方面，美国政府决定停止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反导基地，转向加强地中海等大陆边缘海区的海上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这显示出与陆上防御相比，海上防御是美国更为擅长和较为符合其战略传统的选择。而在太平洋地区，美国也大力加强其海上防御。至2007财年结束时，美国海军所有适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的18艘“宙斯盾”巡洋舰和驱逐舰都归属于太平洋舰队。[4]4.美国舰队结构朝着适应上述战略的方向调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舰队结构调整的趋势是在保有进攻能力的同时，加强其小型舰艇能力和战略防御能力，这正是科贝特为英国海军所提出的建议。美国海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进攻舰队———12个航母打击群、12个远征打击群，也拥有世界上最有力的海上防御力量———9个导弹防御水面行动群。与此同时，美国积极发展适宜濒海作战的小型舰艇，包括濒海战斗舰、潜艇和水雷等，以满足封锁陆地国家和进行战略防御的需求。

综上所述，当我们面对今天的美国全球海权时，如何把握它的未来走向，如何着手分析它对中国海权的政策，科贝特的海权理论仍然可以提供有效的认识和分析路径。

结语

不幸的是，科贝特的主要思想形成之时正是马汉思想风靡全球之日。1890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问世，迅速横扫整个欧洲决策层和学术界。马汉理论的耀眼光芒大大遮掩了本该属于科贝特的光辉。但随着马汉理论在现实的校验中面临越来越多的疑问，科贝特的海权理论最终受到人们的重视。当今英美海军学界已经把科贝特当作马汉理论之外的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