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私人飞行员披露七十年前的一幕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0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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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私人飞行员披露七十年前的一幕

魏龙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和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贯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对于张学良为什么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历来都有不同的说法。

张学良的私人飞机驾驶员、美国人伦纳德(RoyalLeonard),了解西安事变前后很多情况,并驾机送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一行回南京,目睹了张学良从西安机场上飞机到南京机场被扣押的全过程。1943年,美国纽约双日出版公司出版了伦纳德的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IflewforChina)》,该书第五节“扣留蒋介石”对此有较为详细而生动的描述。从伦纳德的回忆来看,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举动,不是鲁莽之举,也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深思熟虑,为国家、民族牺牲自己的伟大壮举。据说国内尚没有此书中文版,因而知道的人很少。现将伦纳德先生的这一段回忆译出,略有删节,个别地方不一定准确,仅供读者参考。

少帅(指张学良——译者注,下同)虽然这几天很少睡觉,但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很快乐。他说不会有更多的战斗了,并要我转告传教士们不用担心。他还补充说,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他会提供军用卡车护送传教士们到安全的地方。曾有中国飞行员说少帅将飞俄国然后去欧洲,少帅也明确否定了,不过我注意到,的确有两名穿军服的俄国飞行员在守望着机场上一长排被扣的飞机。

与此同时,少帅屋后总司令(指蒋介石——译者注,下同)的房间里,几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正在发生。端纳对局势了解得很清楚,力劝总司令见一下黑胡子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听听红色方面对这一争端的意见。

上了汽车,司机急速送我回家。我抓起旅行包,捎上塔雷廷名牌公文包,向机场奔去。到达机场时,我发现这里由少帅的四排士兵作警戒,全都脸朝外,枪上装好刺刀,子弹上了膛。汽车在飞机旁一停,我就立刻跳下车,登机后一分钟即做好起飞的准备。此时,我又注意到有一大群学生站在跑道的另一角,手举闪闪发光的横幅大标语,一支管乐队操着锃亮的乐器排在一旁。

随后我看到少帅的三辆小车全速驶向飞机,学生们使劲向前涌,少帅从第一辆车下来,命令士兵把学生往后推,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少帅钻进机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稍后我听到身后一个带着美国腔的女人的声音:“准备好了吗?”我转过身去,只见是一位非常美丽的中国女人坐在机舱左手前排,她便是蒋(介石)夫人。她的在场使我更想知道我们将去哪儿,因为她的德国军官和德国乘务员就站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回答说:“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起飞。”

“好”,夫人随声说,“离开这里,让我们快走吧!”

机舱里挤满了人,很混乱。我问道:“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蒋夫人不耐烦地说:“全准备好了。”

起飞5分钟后,少帅转身面对我,示意身后,要我向后看。我吃惊地发现总司令的身影,双目紧闭,脸色憔悴,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我咧嘴冲少帅一笑。这回同以往大不相同,以前我曾呼啸飞过总司令南京的府邸给少帅传话,少帅和总司令常争执不休。随后有人传给我一张纸条,叫我降落在潼关的战壕上,这里少帅的部队和政府军旷日持久的战斗仍在继续。我计算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何应钦给蒋夫人仅有3天时间,23日至25日,要把蒋介石带回来,不然的话,他将对西安府发动全面攻击,进而夺取全中国,虽然他未这么明说。在这紧要的关头,总司令被释放了,得到了自由。

少帅命令我飞到洛阳上空,我的飞机在潼关外面的战壕网上盘旋,并投下了和平的信息。

“没有人送信说我们要来?”我奇怪地问道。

他回答说:“没有,西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离开,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

当飞机降落在沙子铺设的飞机场时,学生和士兵朝我们涌来。当他们看见蒋夫人迈出舱门,便止步立正;她的双脚刚着地,他们立即敬礼,两名军官上前搀扶她。少帅跟着蒋夫人,刚刚站稳,4名士兵就拿枪对准他。“我们杀了他”,其中一位士兵问,蒋夫人有力地说:“不许这样,让他独自走。”

总司令被搀扶下了飞机,脚一落地,前来问候的人立即兴奋起来,他们把帽子抛向空中。不一会儿军官们就组织起业余欢呼方阵,有的人眼中闪着火花,帮助总司令坐进汽车,对他们而言,总司令是死而复活了。然而少帅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汽车,爆竹在他腿边炸响,但没有人威胁他,蒋夫人命令给他贵客待遇。

第二天早上,总司令、蒋夫人和端纳乘坐容克飞机继续飞往南京。数小时后,由护航机护航,我们的波音机随后,机上坐着少帅和宋子文。

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有可能给少帅提供一个契机,扭转他未来年代的仕途:国民党的护航机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不这样,仍坚持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我也曾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不管它”,少帅冷静地回答:“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我们飞过一个军事机场,那里很乱,我不得不把飞机停在跑道中间,让机上的人下来。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少帅,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暗杀。当他爬出机舱时,我曾警告他“小心”,“也许你不在乎某些人想打死你,但也有其他一些人想让您和我们一起,不要作任何冒险!”

他转过身子,头一回掉下眼泪,用双手捏住我的手。

“谢谢”,他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他迈开几步,又回头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我的手。

我目送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碉堡式帽子,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穿过阻隔了他和朋友及敌人的一道人墙。他走过那些过去的朋友面前,这些朋友现在已变成敌人了。


少帅看起来很轻松,昏昏欲睡。我不时回头打量一下机舱,蒋夫人看着窗外,脸上露出疲惫的微笑,端纳一个人咯咯笑着,宋子文偶尔看一下文件,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双目紧闭,总司令还在继续睡觉。我们到达洛阳时天刚黑,少帅叫我盘旋一两圈,让大家知道我们要降落了。


圣诞节早晨,我找不到温格特尔。因为我一般晚睡,他起得早,所以我以为他去了机场,但到午饭时他也未露面,我有点恼火(一周以后,我发现他原来是企图逃到洛阳,但他的卡车在西安以东10里的地方坏了)。头天晚上我们还商量,打开一罐没有吃完的红莓来庆祝圣诞,现在让我一个人吃掉它,味道也不如以前。在吃到一半时,我的厨师报告说,少帅的汽车在等我。于是我就立刻上了车,以危险的飞快速度开到少帅府。少帅把我带进一间密室,问我能否在10分钟内准备好坐波音飞机离开西安,我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