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劳动教养作为一项中国特有的教育改造制度、在预防犯罪和改造违法人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法理上和实践上的缺陷。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加强劳动教养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建立、健全、完善合理可行的劳动教养司法审判制度、劳动教养执行和管理制度以及劳动教养监督和法律救济制度，显得尤为迫切。

简介：出狱人保护事业是中国社会中新的人文景现，其不仅县有预防再犯罪的社会价值，而且具有防止社会关系失衡的功效。中国社会出狱人保护事业已经启动，正在进入维继时期。维继的关键在于动力的寻求。本文认为，出狱人保护应当选择“国家参与型模式”或者“国家督导型模式”。

简介：犯罪是个体社会化缺陷的表现。社会化缺陷形成不健全的人格，是产生犯罪心理的基础。因此监狱对违法犯罪者的矫治，应以促进其重新社会化为核心。罪犯的社会化包括社会性重建、健全人格重塑道德行为和守法行为的养成等内容。

简介：仅仅研究犯罪预防的具体措施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构建犯罪预防体系。科学的犯罪预防体系应当具备超前性、对应性和复合性三个支点。超前性从总体上影响犯罪预防的整体思路；对应性直接针对犯罪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复合性确保参与犯罪预防的主体、各类预防措施有机地纳入统一的整体之中。三个支点缺一不可。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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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超期羁押，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有关办案机关与办案人员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后，羁押时间超过刑事诉公法规定期限的行为。本文分析了超羁押的危害性及其普遍存在的认识偏差，剖析了对超期羁押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观念障碍，探讨了超期羁押的行为性质与处罚范围。

简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现象在我国现阶段还不可能消除，但必须予以有效遏制。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刑法是最后手段的理念，应当充分运用其他法律、法规的综合效应，为处罚留有相当的空间，且应加强这方面的处罚；但对危害严重的，则必须应用刑罚予以调整—定罪判刑。按照现行刑法，本罪的立法原意，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是本罪的罪与非罪的分界线。本罪不应处罚犯罪未遂。对2000年4月“两高”联合作出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第二款提出质疑；为完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提供三种选择。

简介：”制造社会恐怖”是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犯罪目的，正确理解恐怖活动犯罪的这一犯罪目的的内容，以及由这一目的决定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罪过结构和客观特征，是司法实践中认定恐怖活动犯罪，正确适用刑法相关规定的基本前提。

简介：要治理好西部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从刑法对策角度出发．在罪与非罪的界定原则方面，应坚持差异性原则、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面．刑事制裁的对象顺序应为个人—单位；立法未对环境犯罪规定死刑是妥当的，立法取消无期徒刑值得讨论．应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在非刑罚处理措施方面，应重视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制裁方法。

简介：刑法国际化就是指刑法发展进程中各国相互吸收、彼此渗进、趋于接近、共同前进的趋势，这一趋势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并且，刑法国际化约趋势在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已有所体现。

简介：“严打”作为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在宏观上与刑法是灵魂与肉体的抽象关系；微观上，“严打”是刑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体现；“严打”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严打”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严打”是现代刑罚理念的应有之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突出强调“严打”方针中的“依法”要素。只有提倡并贯彻“依法严打”，才能充分实现上述的“严打”所蕴涵的刑法精神和价值。

简介：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不同的发展时期对刑法有着不同的要求。中国如入WTO，使人们感受到检讨和变革传统刑法观念的迫切性。强化人权保障，提倡刑法的谦抑主义，平等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破除重刑主义的神话，树立程序公正的理念，倡导刑法的人文关怀，应是现代刑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刑法观念重构的主要内容。

简介：近年来，汝州市检察院致力于打造独特的汝检文化，使检察文化在打造“高素质队伍、规范化业务、高效率事务”工作中发挥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原动力作用。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育检、文化兴检、文化强检的举措，汝州检察工作结出了令人瞩目的累累硕果。

简介：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主要方式，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可以有效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由于检察机关性质定位的不同，抗诉在中外审判监督的形式和条件不尽相同。在我国，抗诉分为对事实认定错误提出的抗诉和对法律适用错误提出的抗诉。当前，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方式主要有抗诉和检察建议。与抗诉相比，检察建议存在法律依据不明确、法律效力弱化等缺陷，只可以作为抗诉的补充形式，因此，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路径，在于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格局。

简介：刑事辩护“全覆盖”是刑事司法的一个目标，也是一项挑战。我国面临刑事辩护率与法律援助率双低的现实困境，而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为法律援助制度的系统完善提供了契机。结合域外经验与中国问题，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遵循“繁简分流”构建层次化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和“法律援助辩护律师”进行划分，根据案件繁简、轻重不同适用不同类型援助律师并完善相互衔接机制。在供给侧方面，改革行政化的法律援助供给结构，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化、市场化与社会化。在此基础上，改变以往单一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形塑值班律师机制、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公设辩护人机制等并存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模式。

简介：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陪审员职能限缩在事实认定上，由此引出了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能力问题。分析陪审员在事实认定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应聚焦两类特征：一类是陪审员的个体身份特征，如不受科层权力管制、缺乏法教义学训练、秉持常识性正义观、怀有对当事人的共情式关怀等；另一类是陪审员裁决的结构性特征，如团体评议结构、二元式法庭结构、实际上的裁决终局性等。这两方面的特征对于司法事实问题的解决有重要影响。评价司法事实认定之优劣，除了准确性之外，还有裁决的可接受性、事实推论的正当性等维度。需要在这些维度上分别论证陪审员裁决的价值。中国现行改革方案和立法草案，选取了传统陪审制的某些要素性特征而舍弃了其他一些特征。该设计方案能否最大化地发挥陪审员的事实认定优势，取决于这些要素性特征与事实认定各评价维度之间的功能性关联。

简介：“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长沙是湖南省会，南连衡岳，北托洞庭，据华中腹地，扼南北要冲，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具有“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素有“楚汉名城”、“潇湘洙泗”、“革命圣城”、“山水洲城”等美誉。

简介：理性人标准是英美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用以判断行为人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是否合理，从而确定辩护事由是否成立的标准。其适用方法是：将理性人置于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情境下，如果理性人也会产生行为人那样的心理状态，辩护理由就成立；反之，则不成立。理性人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法律上拟制的人。拟制的理性人应当以普通人为基础兼吸收行为人的部分个人特征。确定应当吸收行为人哪些个人特征应以“漠视法益理论”为指导，即考察该个人特征是否影响到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的避免。理性人标准与我国刑法中判断预见能力有无的类型人标准在构成和功能上无实质性差异，理性人的拟制方法对类型人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在监管改革和自由贸易区体制创新背景下，外汇犯罪违法性和惩治必要性仍然存在。应区分单位犯罪和单位形式的犯罪，对具有单位形式的逃汇犯罪予以刑事追责。对虚构贸易背景骗购外汇行为应适用兜底条款认定骗购外汇犯罪，骗购外汇后未出境的行为成立骗购外汇罪既遂。以转口贸易为名义从境外收取的外汇属于逃汇罪规制范畴，将资金非法转移至境外后又收汇入境的行为不影响逃汇罪既遂的认定。非法经营外汇买卖的“经营”行为需要进一步厘清，超越特定经营许可范围的外汇买卖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应区分适用吸收犯和牵连犯的罪数理论，判断外汇犯罪的一罪与数罪。建议完善外汇犯罪的刑罚配置，明确量刑标准，更好地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预防功能。